王振義：癌癥誘導分化第一人

　　“您的工作不僅指出應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治療一種特異的疾病，而且更新了可以應用單一藥物通過誘導分化治療癌癥的概念。”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2001屆畢業典禮上，校長喬治·魯普這樣評價王振義。在這次儀式上，王振義獲得該校榮譽科學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科學家。

　　對于當時已77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上海血液學研究所名譽所長王振義來說，他為自己能代表祖國前去大洋彼岸領獎而自豪，但他更愿意看到臺下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一群群朝氣蓬勃的畢業生，期待著他們能成長為更成功、更優秀的科學家。

　　在王老的客廳里掛著一幅《清貧的牡丹》。“我認為這幅畫表達的是清靜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斷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種正確對待榮譽和自我約束的要求和力量，對名利看得很淡，對事業看得很重，這是出于對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質的東西：胸膺填壯志，榮華視流水。”這位被世界醫學界譽為“癌癥誘導分化第一人”、名噪全球血液學領域的學者對于所獲得的榮譽，喜歡用一幅畫來簡單詮釋。

　　這印證了王振義為學、為人、為醫、為師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揭示了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學科學家的成功之道。

　　王振義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蘇興化。他自幼勤奮好學，刨根問底的天性在孩童時代顯露無疑，凡事總有問不完的“為什么”。在8個孩子中，排行老三的他是個很好學也很會玩的孩子，因此嚴厲的父親對他責備甚少，由于學習成績優秀，父親的“戒尺”從沒落在他手心。溜冰、“造房子”、打“墻球”，這些孩提時代的游戲，他樣樣喜歡；毽子從來都是他親手制作的，踢起來更是得心應手；打乒乓球是他最熱衷的，工作后在當時的廣慈醫院還拿過乒乓球比賽第一名。

　　在王振義7歲那年，祖母不幸患了傷寒，病勢兇險，雖然請到了一位滬上知名的醫生前來診治，但限于當時的醫療水平，祖母最終還是未能得到救治。父親是由祖母一人撫養長大的，自然是悲痛欲絕，從此也寄希望于子女中有一人能夠從醫，對家人有所照顧。

　　祖母是王振義最愛的老人，當時只有7歲的王振義已經在思考：“為什么這個病不能治呢？怎么會得這個病呢？難道就真的沒有辦法了嗎？”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在王振義心中鏈接成一種對醫學知識探求的渴望和從醫的萌動。

　　王振義的幼年及青少年時代也是祖國飽受外國列強欺凌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只有奮發讀書，有了技術才能救國”的思想也在他腦海中形成。父母的家教很嚴，他們教育子女要做一個正直、有一技之長、對社會有用的人。

　　殷實的家境允許王振義從小學一直念完大學，1936年他畢業于上海法租界所辦的薩坡賽小學（現盧灣區第一中心小學）。1937至1942年在震旦大學附屬中學念完中學，1942年免試直升進入震旦大學，在“醫生是一份崇高職業”的思想及家庭支持的情況下，王振義選擇了攻讀醫科。

　　1948年，王振義從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因成績優異，被留任廣慈醫院（瑞金醫院的前身）住院醫師。1952年，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立，口腔系就設在廣慈醫院。1953年廣慈醫院的內科已分專業，他從事血液病的診治工作。

　　王振義發現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術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療法無效。為此，王振義搜閱大量文獻，并了解到國外有同類病案的報道。這種被稱為“輕型血友病A”的病人血漿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為正常的5％～25％，平時并不出血，小手術后出血不止，一般實驗室檢驗無法發現，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試驗。

　　此外，鑒別血友病類型（A或B）也只有依靠這種試驗。但做該試驗時，需要將硅膠涂在玻璃管壁上，當時國內無此材料。一向喜歡鉆研的他用石蠟代替硅膠，成功地在國內首先確立了檢測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輕型的診斷，解決了這種不明原因出血的診斷和治療問題。這一論文先后在1956～1959年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中文、外文版）及《中華內科》等雜志上。1956年，鑒于國內缺少一本有關出血性疾病的參考書，他與夫人合譯由Stefanini編寫的《出血性疾病》一書，1958年由上海科技衛生出版社出版，這是當時國內在這方面唯一可供參閱的書籍。

　　將先進的醫學理念和技術用于臨床是王振義孜孜不倦的追求。1979年他與衛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教授張天仁合作，由邵慧珍等具體操作，在國內首先提純因子Ⅷ相關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應用于臨床，在國內推動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攜帶者等的研究，有關論文發表在《中華血液學》雜志上，1982年，這項成果獲衛生部科研成果乙等獎（第一完成人）。1986～1988年，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趙基從中藥蒲黃中提純了4種有效成分，并從出凝血、纖溶、內皮細胞水平，闡明了生蒲黃防治家兔食餌性動脈粥樣硬化的機制。基于此項貢獻，他于1989年再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王振義的學術成就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和尊重。1982年，他指導研究生開展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的研究，以后又開展肝素對血小板和巨核細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他應邀在Bailliere’s Clinical Hematology（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與沈志祥合寫了《巨核細胞與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中的變化》一章，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受邀在這一國際刊物上撰寫有關血液學的論文。他與李家增、阮長耿，以后又有王鴻利、韓忠朝、宋善俊參加主編的《血栓與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為我國在該領域中的代表性專著。

　　國際同行對王振義的研究有3個評價：一是在癌癥研究史上第一次發現了如何使用自然物質，而不是有毒的化學物質，將癌細胞改造為正常細胞——這一研究不僅僅停止了在體外和動物身上進行實驗，而且在治療運用中取得了成功；其二，初步弄清了全反式維甲酸在白血病患者體內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三，他治白血病不是用傳統的化學、放射療法，不是用殺滅細胞的方法，而是把癌細胞改造成正常細胞，并且把傳統的中國理論與現代醫學實踐相結合，為治療癌癥提供了全新的途徑。

　　早在1959年，王振義就開始負責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內攻克這種“可怕”的疾病。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數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仍然離開人間。這一活生生的事實，使他明白他單有熱情而沒有過硬的本領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這也激發了他攻克白血病的雄心壯志。

　　王振義經常教育學生：“科學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浮躁，清貧與寂寞常常是科學家最好的朋友。”這也是他自己堅守的信念。1978年，他與血液科孫關林、陳淑容、蔡敬仁等研究白血病的治療，并進行臨床研究。

　　當時，治療白血病有兩條研究途徑可循，一是用化療的方法殺死白血病細胞，二是誘導分化，將惡性的白血病細胞轉變為良性細胞。當時國際科學界曾有過相關報道，但僅停留在研究階段。1971年，英國的Friend等報道小鼠紅白血病細胞能被二甲亞砜誘導分化。1980年及1983年，美國的Breitman等報道人類髓系白血病細胞株HL-60和U937及新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細胞在13順維A酸（13順RA）及全反式維A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細胞逆轉。

　　在儒家“改邪歸正”思想的影響下，王振義率領的研究組選擇了誘導分化治療白血病的途徑。他的研究組證明ATRA在體內可使新鮮APL細胞向成熟細胞分化。1980年，ATRA批準在臨床上使用，用于治療某些皮膚病。在沒有13順RA的情況下，取得病人和家屬的同意，他試用ATRA治療晚期或化療無效的APL患者，取得驚人效果。

　　王振義回憶道：“我到現在還想著1986年一個才5歲的小女孩，是我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的第一個病人，晚期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當時她出血嚴重，家人已經絕望了。我用新療法治了7天后，癥狀明顯好轉，一個月后達到完全緩解，20多年過去了，她還活著。在首批治療的24例病人中，完全緩解率達到九成多。這是我最感欣慰的。”

　　1988年以他的學生黃萌珥為首總結了24例APL的治療結果，23例完全緩解（CR）。他很快將該療法向國內外推廣，并提供ATRA（那時只有國內可提供）。1992年，我國544例APL用ATRA治療的結果，84％獲完全緩解。世界各國都先后證實了這種療法的效果，如法國Fenanx（1993年54例，完全緩解率91％），美國Warrell（1995年79例，完全緩解率86％），日本Kanamaza（1995年109例，完全緩解率89％）。

　　1989年王振義的碩士研究生陳竺、陳賽娟從法國獲博士學位回國工作，他們用先進的思路和分子生物學技術，開展ATRA治療APL的作用機制研究，取得許多創新性進展。ATRA治療APL的研究成果1993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同行對這一治療方法的評價是，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應用ATRA治療的病例早期完全緩解率高達85%～90% ，這種方法副反應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價格低廉。這不僅為過去被認為治療困難、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而且還為腫瘤可以通過誘導分化治療的理論和治療途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重視。目前聯合應用ATRA、砷劑及化療，APL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達95%，成為第一種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除了醫學家和科學家，王振義還是一名成功的老師。學生們評價說，他的學識豐富淵博、邏輯思維縝密、治學態度嚴謹。無論是基礎理論課，還是臨床病例討論分析，他的授課、他的精辟分析都給學生和同道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他的為人之道引領了一大批優秀的血液學專家。現在這些弟子均已成長，他們都以自己的老師為榜樣，學習他的為人，對醫學的理論和臨床精益求精，在各自的醫學領域中為人類健康奉獻、奮斗。

　　傳世育人，識才用才。衛生部部長、中科院院士陳竺，1978年時以專業考分第一名的佳績成為王振義的碩士研究生，而王振義那年招收的另一名研究生就是后來成為陳竺妻子的陳賽娟。陳竺夫婦不會忘記，是王振義手把手地指導他們進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實驗，耐心為他倆補習專業外語，后來又一起撰寫論文。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王振義每一次都堅持把他們列為論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這對當時論資排輩已經習以為常的中國學術界來說，是破天荒的驚人之舉。

　　也正因為這樣，使當時年僅31歲的陳竺脫穎而出，陳賽娟亦獲得了迅速成長的助推力，對白血病發病的細胞遺傳學和分子機制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成為杰出的女科學家，現在她已經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長。1984年，王振義力薦陳竺夫婦赴法留學，1989年，夫婦倆學成回國，繼續在導師指導下工作，并最終開辟出一塊令人矚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我一直以這兩名學生為榮，看到學生超過自己，這是當老師最大的欣慰。”王振義感慨道。

　　陳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振義的高興與自豪是難以言表的。此時的他，并沒有考慮名利的得失和地位的動搖，1996年，王振義主動把代表中國血液學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交給了陳竺，他看準了陳竺淵博的學識、大度的氣量、出眾的才能，一定能將血研所帶向新的成功與輝煌。

　　那一年陳竺42歲。曾有人問王振義當時的想法，他說：“現代醫學科技發展非常快，但我卻越來越老了，如果我們不看到發展，還是用原來的方式管理這個研究所，用原來的學術水平領導這個研究所，這個所是會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來的想法。陳竺非常有進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給這樣的學生，我放心。我退下來了，可以做些咨詢工作，雖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論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積了很多經驗和教訓。事實證明我當初的選擇是明智的。”

　　學生們眼中，王振義是一位謙遜、豁達的長者，是一位嚴謹求實的學者，是一位愛才惜才的老師。“973”計劃項目最年輕的首席科學家、上海第九屆十大杰出青年陳國強是王振義的另一位得意門生。

　　“博士研究生我還是要考王振義教授的！”回憶當年報考研究生的情形，陳國強說，“那瞬間的選擇，源自于王教授修改我碩士研究生論文的整個過程。”在寫論文還不用電腦的年代，導師一遍遍修改，學生就要根據修改的內容，重新整理、抄寫，陳國強的碩士論文給王振義先后改了10遍，陳國強將近2萬字的論文也抄了10遍。王振義時任二醫大校長，白天工作繁忙，只有利用晚上的時間修改學生論文，他多次把陳國強叫到家里一起吃晚飯，一放下碗筷，師生兩人就一頭“扎進”了論文。多少個夜晚，多少次交流，長者的諄諄教誨深深地刻在了陳國強心中，這位長者甘為人梯的品格更時時激勵著陳國強向更高、更險的醫學高峰邁進。

　　陳國強現已成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我深深懂得，這些成績是站在我的導師王振義、陳竺兩位院士的肩膀上，在同事們的支持幫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一定繼承傳統，不斷創新，為解除人們的病痛、促進人類健康作出更大努力！”

　　黃萌珥、董碩……年輕的學生們只要提到王振義，心中涌出的除了崇敬，更多的是對恩師的感謝。

　　1950年，王振義的老師鄺安堃教授在設備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成功地研究了應激情況下腎上腺皮質的功能，論文發表在《中華醫學》雜志英文版上。王振義體會到的是“熱愛科學，不斷探索和進取，不計較條件，刻苦鉆研”，這也成為他的學生心中的座右銘。在60多年行醫的生涯中，王振義將基礎學科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將祖國醫學和現代西醫理論合二為一，將中國古代哲理思想與當代科學思想融為一體，引領著我國血液學研究沖向一個個巔峰。

　　王振義能為許多重危病人帶來生機和希望，這源于他善于思考，善于提出探索性、創新的治療思路，這種秉性也體現在他培養學生的過程中。學生說：“他經常和學生探討學術問題，對學生的教導從來不是居高臨下、高高在上的，他關注細節，連多媒體制作中顏色是否協調、英文論文中哪個單詞用得不確切、英語口語中的語音糾正都是他關心的內容。其他諸如分子生物學的結構、顯微鏡下觀察細胞、X片顯影結果，即便是再小的環節遇到難以解釋的結果，老師都會要求學生再做一次。”

　　2002年，王振義指導的課題組在研究中發現有一個抗白血病藥物的水溶性差，實驗效果很不理想，課題組陷入了實驗停滯期。聽說鄭州大學的教授在這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課題組決定向他們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電郵或是電話聯系，即便是要登門造訪請實際操作的年輕人去也無妨。但當時78歲高齡的王振義卻執意堅持親自上門請教，因為他認為在科學研究中一個人不可能永遠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問題上就是一個學生。鄭州大學的接待同志聽了隨行人員介紹，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這位樸素和藹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振義。他們真的很難相信一位著名的醫學家能這么虛心地上門求教。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王振義的誠意打動了對方所有的專家學者，當然也令學生們領略一位科學家虛懷若谷、誠實謙遜的大家風范和品格。

　　周光飚是王振義的“關門弟子”，跟隨王振義的這幾年讓他時刻感受著這位長者虛懷若谷、實事求是的大醫精神。周光飚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博士畢業時，他正在為留在科研單位還是到臨床做醫生、是留在國內還是到國外去的抉擇徘徊，是導師的一番話為他指明了方向：“科學研究是很清貧的，也很枯燥，但是你正在從事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這里作出很好的成績。”周光飚留下后，王振義又主動關心他的生活條件，住處解決了嗎？待遇怎樣了？老師的關心讓這位只身在上海拼搏的年輕人備感親切。

　　畢業后的幾個月中，動物實驗結果毫無進展，周光飚和同事們陷入了困惑之中，王振義觀察到這一情況，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科學研究必須尊重客觀規律與結果，不要急躁也不要鉆牛角尖，我們所做的一切對臨床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能客觀反映就會對臨床造成誤導，我們的病人就將吃足苦頭啊！”導師的一席話就像一劑“清醒劑”，年輕人又開始重新整理研究思路。

　　“我覺得生活的樂趣就在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所以我還堅持每周查房。”現年86歲的王振義說得似乎很輕松，事實上，他把挽救病人的生命當成自己畢生的事業，他將查房視為自己不斷更新知識、開拓創新和不斷進行醫學教育的機會和場所。

　　一年前，瑞金醫院血液科收治了一位從哈爾濱來的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病人，經過幾個療程病情仍未得到控制。這位50多歲的男性患者沮喪萬分，如果上海也治不好，生存的希望真的就很渺茫了，當病人得知王振義要來參加第二天的病例討論會，興奮得一整夜沒有睡。“這是罕見的‘帶有淋標記的單核細胞白血病’。”根據這樣的診斷，醫院調整了治療方案，患者病情終于得以控制了。此刻，學生們在感嘆，一個生命的脆弱與重生和科學的發展、知識的積累聯系得如此緊密！

　　如果說診斷疑難病例憑的是多年經驗，那么洞察新事物、掌握新知識，靠的是什么呢？王振義70多歲開始學習計算機、掌握網絡技術。曾有一次疑難病例討論時，王振義的診斷令與會的所有醫師詫異，“分泌IgG淋巴漿細胞樣白血病”——從沒聽說過的新名詞，他直言是在網上查閱到的，此型白血病僅有英國發表過一篇論文，這個病例的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查結合起來分析，就是此型白血病。果然，他采用的治療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今，王振義又自創了“開卷有益”式的查房，每周四上午由學生對他進行提問，他對疑難病例進行分析和答疑，這種做法不僅培養了學生的診斷思路，更為病人帶去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