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登月、航天飛機、火星計劃,這些曾突破人類科技極限的創新成果,常促使著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王曉東在海外(美國)20余年科研生涯中思考著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科研成果能夠層出不窮?是什么促使著他們的科研成果能夠層出不窮?
“是不是有這樣一種先進的科學文化或者科研機制,能夠有利于這種原始的創新的產生?如果有,那么這種體制機制,所需要的文化、社會環境、人才環境又是什么樣的?”帶著這樣思考的王曉東,進行了了“試驗田”上的十年耕耘。
王曉東說,北生所這塊“試驗田”當時建立的初衷,就是“探索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怎樣建立適合科研原始創新產生的體制機制。” 2003年4月,他出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所長,在北生所這塊培育著希望的試驗田間,探索著科研人理想中的科研體制。
因此,具有“體制外”特殊身份的北生所,在進行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同時,又肩負了“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這一不同尋常的使命。他相信:“如果找到了適合的體制機制的話,科研成果應該會不斷地涌現、人才也應該是不斷涌現的。”
而在十年的歷程中,北生所也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所內科研人員已在《科學》《自然》《細胞》等國際頂尖雜志上發表論文30余篇,質量為行業翹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機構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來自17個國家的28位科研人員“國際優秀青年科學家”稱號,入選的7名中國人中,北生所獨占4席。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曾如此評價北生所:世界上還沒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信任科學家、把權力交給科學家是王曉東的信條。因此北生所人在科研上擁有很強的自主權。在與北生所的5年合同期中,所內并不限制受聘科學家的研究內容,甚至所長也無權干涉,由實驗室主任領銜的各小組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研究方向、使用科研經費、乃至中途轉變研究方向。“基礎科研更需要的是探索的空間和時間,因此要創造一個允許科學家不斷想、不斷突破自己的體制。”
支持科學家、服務科學家、讓科學家能心無旁騖地研究也是王曉東理念中的一部分。所內沒有日常的考評審核數paper,唯有五年一次的國際同行評審;沒有可有可無的文山會海,只有每年一次新年晚會和學術年會;沒有上下分明的行政等級,只有探求科學的平等氛圍。“只要建立完善合理的價值和評價體系,對科學家進行應有的支持和必要的要求就足夠了。”
但看似寬松的環境背后,也有著科研的高要求。各實驗室主任要在5年聘期滿時接受國際小同行的匿名評審,第一個5年中要做到小組成果在國際上有行業影響力,第二個5年中就要成為整個行業中的領導者,不合格者只能走人。也正是嚴格甚至殘酷的要求,讓王曉東找到了一群實力超群、勇于挑戰、熱愛科研的卓越人才。
做基礎科研,是一條探索未知的道路,常常不知道前面的路。而在生命科學領域,一次重要的突破,往往需要多個領域、多種技術的合作。走在探索前沿的王曉東,為北生所中量身定做了獨特的機制。
“我們所內有十幾個專門的技術支持平臺,每個平臺都有一名實力過硬的主任,以這些技術專家的專業能力可以為研究人員們提供很多技術服務和技術支持。并且每個科研者都可以按需使用所里的科研設備。”王曉東表示,很多所內的科學家都因此受益,“比如邵峰博士,剛來的時候主要專長是生化和分子生物學,沒有牽扯到更復雜的疾病等領域。但他現在完全可以進行相關領域的研究,所里建立的技術平臺讓跨領域的技術門檻大大降低了。”
接觸、融合了跨領域技術的科研人,在科研方面就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有心人能夠在科研中訊速地打開突破口,把成果做得更加深入。“所以技術支撐、設備共享,是我們這里促使人才成長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作為入選科技部“創新人才推進計劃”的人才培養示范基地,所里對于學生的培養,王曉東同樣十分重視。“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學生最重要的還是接受教育。”以研究生為例,北生所從招收研究生開始,就實行“雙向選擇輪轉制”,從入學開始,研究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在各個實驗室間輪轉,在接受多領域知識的同時,可以與導師間進行雙向選擇。為此,所里甚至專門開發了匹配雙方意向的軟件。這在激發學生熱情的同時,也大大調動了教師盡力“爭取”學生的積極性。
作為生命科學領域頂尖科學家的王曉東,深知北生所的科研成果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生命科學研究的成果應該投入應用,為人們的健康服務。”早在幾年前,北生所就開始了推動成果轉化走向市場的布局,在成果轉化的道路上再次走到了前列。
企業是基礎研究成果應用的良好落腳點。幾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王曉東帶著自己有望用于癌癥治療的科研成果,聯合創辦了神州百濟公司。“癌癥的治療正在國際上掀起一場革命。中國必須要有一家可以參與競爭的企業或機構,如果現在沒有,就會在這場革命中落后。中國現在的癌癥發病率越來越高,如果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最后會完全受制于人,國人辛苦積攢的財富也會慢慢地流失。”而百濟神州的發展也不負期望,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擁有了完善的科研體系和強大的科研能力,走在了國際的前列。
有了成果轉化經驗的王曉東,更加積極地培育著原始科研成果的萌芽,為成果的落地尋找著必須的資金和人才。原本進行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北生所,現在引入了化學、生物制劑、計算機以及法律等領域的高端人才,多方聯合,推動單純的學術成果逐步走向社會應用。
王曉東介紹,“最近,北生所里培育出了幾個公司。所里的黃牛博士,結合計算機技術設計藥物,正在做一種減少內臟脂肪的藥物,有助于對糖尿病、代謝、心臟病等相關疾病治療,由他參與的公司已經成立。結合李文輝老師乙肝病毒受體研究成果研制的乙肝藥物,也已經走上了轉化階段。北生所自己的實驗室也做出了對器官病變、損傷等疾病有幫助的藥物。羅敏敏老師,還做出了治療藥物成癮、毒品成癮、戒煙方面的成果。”
身為改革試驗田的北生所內,又已經孕育出了一套新的體制,為潛在成果的落地鋪好了轉化之路。成立的技術中心能夠代替科學家著手成果轉化的艱難階段;進一步轉化所需的資金、法律和其他資源支持也由所里協助代辦。“這樣能夠保障科學家們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之上,使北生所的成果轉化成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王曉東說。
王曉東,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學士,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生物化學博士。現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資深研究員。2009年入選“千人計劃”,201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20世紀90年代中期,王曉東的研究揭示了細胞凋亡的分子機理、并發現線粒體具有產生能量以外的新的生物學功能——調控細胞死亡。
2004年4月20日, 41歲的王曉東憑借在細胞凋亡領域的出色研究,獲得了美國科學院分子生物學獎,并成為了歷史上最年輕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也成為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數十萬留美學生中獲此榮譽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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