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綻蕊：影響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因素分析

編者按：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日前在出席同濟大學舉行的“2007年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開幕式上介紹，目前我國已獲得博士、碩士學位的研究生總數超過150萬人，在校研究生數量達到了110萬，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研究生大國。
 
本文作者認為，和數量的迅速擴張相比，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教育質量卻不容樂觀。作者從微觀層面對影響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培養質量的諸因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影響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因素分析

和數量的迅速擴張相比，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教育質量卻不容樂觀。影響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微觀層面因素是多種多樣的，筆者將其分為權力因素、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和理念因素。
 
權力因素是保障
 
博士生教育主要包括4個主要環節，即招生、培養、授予學位、就業。由于博士生教育任務主要是由基層院系（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來承擔的，因此從學理上講，這些基層學術組織應該具有相當大的博士生教育權力，尤其是在前兩個環節的決策上更應如此。
 
然而，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基層學術組織并沒有充分的博士生教育權力——主要表現為缺乏足夠的招生自主權和培養自主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博士生培養質量應有的控制權。
 
首先，我國研究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不具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權，因此難以控制博士生生源質量。
 
究竟誰有能力修習高深學問，并有可能通過今后的學習作出具有創新性的科研成果，只有那些已經掌握了這些高深學問、熟悉本專業知識結構和能力要求的基層教授才有能力作出正確的判斷。從這一角度來說，博士生招生權力主要應該掌握在基層學術組織內部的教授手中。
 
但是，當前我國博士生招生方式、招生程序、招生數量等重要事項都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直接規定，大學內部的基層學術組織缺乏應有的自主決策權力。盡管基層教授有權決定專業考試科目，并自行進行這些考試科目的命題、打分，有權主持復試，并決定復試成績，但由于各大學對筆試試卷普遍采取了匿名審閱制度，復試成績只是作為一種參考，不起決定性作用，在多數情況下教授只能按照筆試成績高低錄取博士生，所錄取者未必是自己最滿意的、最具有研究能力和創新激情的學生。
 
因此，將招生方式、程序、數量等方面的決策權交由基層學術組織內部的教學科研人員自主掌握，有助于從源頭上提高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教育質量。發達國家一般都強調基層教學科研人員的博士生招生自主權。
 
其次，我國研究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不具有充分的博士生培養自主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們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控制能力。
 
基層學術組織是專業化的博士生培養單位，只有它們才了解博士生必須具備何種知識結構和專業能力，因此在博士生所要修習的課程類型、數量和時間等問題上，應該具有足夠的自主決策權，才能確保培養質量。在這方面，我國研究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權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它們不能完全自主地確定博士生課程學習計劃。或多或少妨礙了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培養方案的合理設計，削弱了基層院系對本學科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控制能力。
 
制度因素是關鍵
 
博士生教育制度主要可以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種類型，其中正式制度是指那些有明文規定或在博士生教育管理中得到正式確認的規則，非正式制度則是指那些雖然未經正式文件加以規定或確認，卻對人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的“潛規則”。
 
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教育各個環節的正式制度安排都是為了確保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它們在實踐當中大多都起到了應有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學位制度建立時間尚短，還存在很多不夠完善的地方，一些“潛規則”在有些情況下強化了正式制度的功能，在有些情況下則與正式制度相互抵消，從而影響了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例如，我國研究型大學在博士生培養方式上大多實行單一導師制度，即每位博士生都由一名導師來負責他的培養和教育工作。只有在學位論文開題論證會和答辯會上，才由數名教授應導師之邀組成相應的委員會來對博士生進行集體指導和考核。單一導師制度雖然有助于明確指導責任，但不利于博士生得到更為廣泛的指導，也不利于打破門戶之見和學科壁壘。
 
再如，我國很多研究型大學實行了學位論文匿名評審制度、答辯制度、復審制度等等來確保博士學位論文質量。這些制度看似已經十分完善，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很多院系規定在論文提交一個月之后舉行答辯，如有特殊情況還可以推遲提交論文的時間。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身兼數職、要在短時間內參加多個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會的評委往往很難認真閱讀這些論文，有的答辯委員甚至在答辯會前一天晚上才看到論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很難提出有價值的問題，不得已時甚至只能拿一些標點符號錯誤等不疼不癢的問題來敷衍塞責。答辯時允許導師在場也是影響博士論文質量的一個因素之一。其他人如果提出尖銳的問題，即便是出于純粹的學術動機，也有可能被認為是刁難學生，或者使導師難堪。因此在我國研究型大學不能通過學位論文答辯的博士生很少，這無疑助長了他們的僥幸心理，不利于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經濟因素是基礎
 
經濟因素在很多情況下也影響著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的培養質量。首先，在這些大學，除了一些為數不多的項目獲得了大量的研究資助以外，絕大多數博士生導師的科研項目經費數量仍然是比較少的，尤其是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博士生導師所掌握的課題研究經費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項目研究目標不可能定得過高，相應地參與導師所主持項目研究的博士生也只能從事相對較低水平的研究。
 
其次，整體來看，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所獲科研資助普遍不足，難以滿足從事高水平研究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導師科研經費數量不足，因此博士生從這一渠道獲得的科研資助比較少。另一方面，我國研究型大學為博士生設立的助研、助教、助管崗位普遍不足，加上我國很多大學的財務制度當中缺乏明確規定，或者資助標準較低，因此盡管幾乎所有博士生都參與導師的科研課題研究，但并不是都能拿到助研工資，能夠從助教、助管崗位拿到穩定工資收入的博士生為數也很少。
 
按照我國學位法的要求，博士生要獲得學位，必須作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要實現這一目標，博士生必須了解學術前沿，這要求他們查找、復印和購買大量的中外文資料，參加必要的國內外學術會議，甚至到國外留學訪問。要作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還必須采用恰當的研究方法，如實地調研、問卷調查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定的經費作保障。
 
理念因素是根本
 
由于我國博士生教育起步較晚，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包括很多研究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負責人在內，對于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發展博士生教育并確保其質量，并沒有一個清晰的理念。有些基層院系負責人將是否擁有博士點、一年之內培養了多少博士生等等作為政績工程來抓。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有些博士點盡管師資、設備、設施等基本培養條件不足，也招收了大量博士生，出現了一個導師帶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博士生、“一個茶壺三十個杯”的擁擠局面。一些導師忙于自己的課題研究或其他事務，招收上來的博士生基本上處于“放羊”狀態，任其自由發展。
 
凡此種種現象都表明，在很多人心目中還沒有樹立起正確的博士生教育理念。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之所以大多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和科學的研究方法訓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一因素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