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問責精細化、科學化，環保“殺威棒”威力彰顯！

　　近日有媒體報道，生態環境部就大氣污染防治問題約談了山西省晉城市、河北省邯鄲市和山西省陽泉市的3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并同時暫停了3市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的建設項目環評審批，即啟動了“區域限批”，除涉及民生項目外其他工業項目都將面臨暫停發展局面。

　　本次通報的起因是由于上述3市，沒有遵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要求，未按期完成空氣治理改善的目標，在“2+26”城市空氣質量改善評估考核中排名倒數一二三名；轄區內部分造成重污染的企業未落實停產、限產要求，反映了3市政府在落實環保督察反饋的問題上工作不到位，存在“僥幸”心態。

　　此次問責事件的曝光，表面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對環保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責任意識不強，而根源仍然在于地方執政智慧的不足，缺乏統籌經濟利益、社會利益與環境利益之間協同關系的能力，未厘清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輕重緩急，再尖銳分析則反映了當事地區對事關群眾健康等民生問題充滿淡漠，政治站位不夠清晰。

　　從通報內容上看，這些地區多家企業，涉及玻璃裝飾、鋼鐵、水泥等行業，問題涉及無組織排放、物料露天堆放、日常灑水降塵不力、燃煤小鍋爐未應急限產等，對于重污染地區、重點污染源未達到大氣環境質量標準，《大氣污染防治法》早有明文規定，城市人民政府應編制城市大氣環境質量限期達標規劃，也許在第一輪督察后這3市都做了一些回應，但督察工作組一走又“原形畢露”，對督察的問題沒有深入總結分析，更沒有提出治本措施，還是在“姑息”所謂地方“大戶企業”。可以說，這些涉事地方政府，不僅低估了中央推進環保治理的決心，而且對于“唯GDP中心”的執政觀念尚未扭轉，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需要破除的傳統藩籬根深蒂固，必須通過破釜沉舟的決心讓各級政府體會出中央的深遠治國理念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環境治理通過“環保督察”，在全國范圍內的進行了一場疾風驟雨般的環保高壓風暴。可以說是中央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自2016年1月在河北啟動督察試點以來，環保督察兩年內實現了對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域的全覆蓋，處理環境問題8萬多個，問責人數超過1.8萬人。但令人警醒的是，恰恰在啟動試點的河北地區，在本次的約談中，又在倒數排名之列，這也體現了環保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即使給了2年時間，當地在環保工作上無疑是“花拳繡腿”、“偷梁換柱”。

　　4月下旬生態環境部密集通報的湖南邵陽市威凌金屬有限公司、江蘇鹽城上市公司輝豐農業公司等多起環境污染事件，都是在督察組“回馬槍”發現的。可以說，這些環境問題的出現就不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而是政策決策、濫用資源所致，是必須花大氣力糾正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本次問責所依據的是《量化問責規定》，根據PM2.5平均濃度的下降值、重污染天數下降值、燃煤小鍋爐的“清理”量等一項項指標對分管領導進行問責，當地分管工作的領導也在約談中誠懇反思，表示將拿出有力措施。通過“通報-約談”模式，說明環保問責逐步走向精細化、科學化的階段，通過指標考核和城市排名，體現了環保工作的嚴肅性和科學性；通過領導當面問責當面給出對策，彰顯了中央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的決心，實現了在環保督察之初宣示的“動真碰硬”的諾言。

　　不論是從近日地方企業的污染反彈，還是從地方政府環保工作的“松懈”，從“督企”到“督政”，中國的環保治理已向前邁入一大步，但兩方的污染同時反彈，更值得對生態環保體制機制方面的完善深思，需要更有效更全面的督察體系，類似環保督察的創新治理制度，需要更加規范化、常態化，法制化，未來應會形成環保督察基本工作條例、工作程序和日常臺賬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讓督察的檢察權、督辦權、問責權和環保執法司法、黨政領導干部績效考核這些“硬杠杠”進行銜接或聯動，形成系統的環保督察權力體系，在一輪輪的“環保巡視”和一次次的“回頭看”中，讓自上而下的“督察高壓”，逐漸轉變為各級政府在生態環保工作上的內生“自我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