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治理需實現成本的轉嫁

    超強臺風“威馬遜”走了沒多久，佛山刮起的“環保風暴”仍在繼續。

    7月20日，佛山市、區、鎮三級環保部門開展聯合突擊行動，對經營規模較大、廣佛跨界區域的廢水排放企業進行了督查。在本次行動中，三水檢查組對廣源鋁業和興發鋁業兩家規模企業開出了罰單，前者被立案查處，后者則被要求限期整改。

    與過去環保執法更多地針對無牌無證的小作坊不同，作為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企業，興發鋁業未能在此輪“環保風暴”中幸免，這在很大程度彰顯了政府對環境整治的決心。而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高明環保部門針對轄區的一家紡織印染公司違規使用水污染物處理設施，開出了94.5萬元的罰單，刷新了佛山有史以來環境行政處罰單筆最高紀錄，難怪有市場人士感嘆：“佛山市政府這回是動真格了。”

    政府動真格，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說明了環境問題已經到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地步。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佛山經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水、空氣等環境造成破壞。在廣東省環保廳剛公布的二季度全省城市空氣質量狀況報告中，佛山的空氣綜合質量指數在全省排名倒數第三位，在珠三角9市中只比肇慶高。

    縱觀全世界發達國家，大部分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走過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與污染環境相比，環境治理是一場更漫長、更艱難的戰役。為了治理霧霾，英國倫敦進行了持續30年的“抗爭”，日本更是花了40年才打贏了這場戰役。

    借鑒這些發達國家的經驗，環境治理需要建立長效監督機制，形成一整套的市場規范。通過行政命令進行處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但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還需要從分析污染行為的市場邏輯著手。

    在現代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市場行為的“外部性”，這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動和決策使另一個人或一群人受損或受益，受益的被稱為“正外部性”，受損的被稱為“負外部性”，企業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正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對于整個社會來說，企業生產產品實際上包含了兩種類型的成本，一種是企業組織生產的內部成本，另一類是生產過程中產生“負外部性”帶來的公共成本，兩種成本相加就是社會總成本。在社會總成本一定的情況下，企業的內部成本越低，造成的環境代價就越大，公共成本也越高。

    過去的市場準則對于企業生產行為造成的公共成本視而不見，對于企業而言，通過盡量低的內部成本控制追求效益最大化，這種行為是市場準則所允許的，也更加符合自身利益，因此企業缺乏改進生產工藝、降低生產過程造成污染的動力。

    未來政府要全面推動環境整治，除了行政手段外，還需要從改變市場的游戲準則著手，要通過市場手段把“外部性”內部化，把公共成本轉嫁到企業頭上，讓企業為自己造成的環境污染埋單。

    如何把“外部性”進行內部化？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近年來逐漸興起的碳排放權交易，通過限定碳排放總量，企業要擴大生產規模就要升級技術來降低碳排放，或者從其他市場主體手上購買碳排放權，從而實現污染成本的轉嫁。

    在去年佛山市政府舉行的專家顧問團專題會議上，就有專家提出，佛山作為制造業大市，應該建立自身獨立的碳排放交易所，實現對碳排放總量的控制。那么除了碳排放外，包括污水、固廢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權是否也可以實現市場化交易，這是值得政府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