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

      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產業結構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充分暴露，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迫切需要加快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黨的十八大將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確定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戰略任務之一，其中產業結構調整是核心內容。

    一、產業結構調整戰略必須基于科學的認識

    在現實中，各種經濟活動是連續的，其間并無截然分明的界限。為了進行經濟分析，按照一定的分類原則將具有替代性或共同特點的生產活動歸之為某類“產業”，產業內各生產單位之間的關系稱為“產業組織”，不同產業之間的關系就是狹義的“產業結構”。而廣義的產業結構除了包括以上兩種關系之外，或從技術特征上對生產活動進行分類，劃分為“傳統產業”、“高技術產業”、“新興產業”；或從生產要素特征上進行分類，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資源密集型產業”等。

    按一定分類原則來界定產業結構，實際上是對復雜現實進行抽象化分類和概念化構建，對各種各樣的生產活動進行的理論歸類，進而觀察和分析各類生產活動及其主體之間的關系，例如供求關系、競爭關系、投入產出關系等，并觀察和分析各類產業活動同自然資源及環境之間的關系等，借助于此對經濟活動關系進行政策調節。

    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產業結構的關注角度和重點是不同的。例如，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最關注的是同一產業內企業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對于壟斷、競爭、集中度、企業行為、市場績效、大中小企業關系的重視。而計劃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等，更關注不同產業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對工業、農業與服務業之間，輕重工業之間，不同分類行業之間的比重變化及其不平衡現象等的重視。

    對產業結構的任何分類方法都是相對的，而且采用不同的統計方法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分析結果。例如，采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產業分類方法分析產業結構，可以選擇就業指標，也可以選擇資產指標或產出指標。而計量產出結構時又可以選擇采用現價，也可以采用購買力平價等。采用不同的統計方式可以得到對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的不同分析結果。所以，進行產業結構分析時，必須了解所采用的產業分類及統計方法的有效性與局限性。

    實際上，主要因為產業結構采用“間斷性”概念描述“連續性”現實，目前世界上尚沒有一套能夠精確反映產業結構真實狀況的指標體系。因此，在分析研究產業結構問題時，必須對此有科學認識。尤其是在實踐中，切不可以將追求某種統計數字，例如硬性要求某種產業達到一定的數量比重，作為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絕對政策目標。

    可見，產業結構是一個復雜而具有密切內在聯系的復合有機體，而不是拼圖式的平面板塊。調整產業結構的實質是對復合有機體的調理和培育，而不是對板塊式組成部分的任意組合拼裝。因此，必須從具體國情和地情出發，科學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戰略。

    二、我國產業結構問題產生的歷史原因

    判斷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取決于一定的客觀相對關系以及發展目標選擇。這種相對關系主要包括市場供求關系、環境資源條件以及國際競爭關系等。而發展目標選擇則可以是增長速度、強國意愿、福利水平等。在以客觀相對關系作為判斷準則時，也會涉及發展目標選擇，表現為更優先于平衡路徑還是非平衡路徑。以發展目標選擇為準則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客觀相對關系的平衡性，否則欲速而不達。

    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不是簡單的靜態比例關系，而是一個在動態中體現的過程現象。一定的產業結構有其形成和演變的歷史緣由和現實條件。在不同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的特征和變動趨勢是不同的，同各國基于發展目標選擇而實施的戰略和發展方式以及政治經濟體制性質具有密切的關系。

    我國現階段的產業結構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以及工業化加速時期形成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國選擇了漸進式改革和級差式發展的路徑，將盡快擺脫貧窮落后作為首要目標。經濟體制改革在各個局部進行，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淺有深，而且總是配合有各種特殊政策和優惠待遇。由此，市場經濟雖然得到了發展，但經營環境不能保證均等的競爭機會。與之相應的是，經濟體的各個局部的發展進程是高度級差化的，即一部分率先發展和先富裕起來，其他部分只能相隨其后。表現在產業結構上則是，各產業的獲利性（利潤率）非常不均衡，各地區產業發展的政策條件具有很大差異。

    這樣的改革和發展路徑，決定了政府在各個局部（產業和地區）之間的競爭中可以大有作為，即產業或地區發展表現為政府提供優惠政策或特殊待遇的競賽，以及差別性產業政策尤其是投資審批制度的誘導作用。享有優惠政策的地區率先發展，得到產業政策推動的產業高速增長。經濟資源潮涌式地流向高盈利性行業，推動這類產業迅速擴張。其中，政府實施的選擇性政策具有給市場調節加力的性質。這種非均衡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在加大增長推動力的同時，也必然導致更大的結構不平衡。

    在這樣的體制機制下，中國30多年的工業化具有顯著的平推式增長特征，即在具有資源比較優勢和政府助推的領域，在扁平的技術層面上大規模投資，大力度招商引資，形成巨大生產能力，快速占領國內外市場。這推動了中國經濟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表現出很大的局限性，即技術層次低、產品差異性小、創新活力弱。企業行為傾向于“爭取優惠政策”和占據資源優勢，而無心于扎扎實實的技術創新。

    產業結構的形成和演變如同生命體，是一個有機演進過程。政府給市場順向加力，創造了經濟業績，同時也往往“好事做過頭”，鼓勵和補貼了難以被市場消化的產能。當產業不平衡現象凸顯時，政府又總是期望采取直接的調控手段來扭轉產業失衡，以至采取行政性手段強制淘汰落后產能。病情嚴重時當然不得不下猛藥，但吃藥畢竟不是實現體魄健康的主要手段。

    三、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

    從以上討論可以看到，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有其深刻成因。產業結構優化并不是簡單地調整各分類部分的比例就可以完成，而是一個類似生態圈那樣的流變和演替過程。具有多樣化、變化活力和適應性強的產業結構才能實現動態優化。我國產業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表現為過度的同質性和單調化：產品同質、產業同構、園區同形、城市建設缺乏特點，必然是低附加值的；另一方面具有明顯的人為安排的板塊特征，缺乏有機體的活性適應能力。

    從根本上說，只有當漸進式改革完成其歷史使命，級差式發展路徑轉變為均衡路徑，政府作用轉向創造公平競爭和機會均等的環境而不是實施差別待遇時，產業結構變動才可能真正走上平衡協調發展的路徑。客觀地說，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離這一時期尚有一段距離。所以，產業結構的較大不均衡性，仍然會持續一段時期。但是，這決不是說當前對解決和緩解產業結構不平衡現象是無可作為的。相反，深刻認識產業結構變動的客觀規律和當前產業結構狀況的基本性質，采取更為科學有效的調控方式，是完全可以取得積極效果的。

    首先，要認識到，必須從平推式工業化轉向立體式工業化道路，才能走向產業結構相對平衡的發展路徑。所謂立體式工業化，就是各個領域向著綠色化、精致化、高端化的產業制高點攀登，形成各產業向上發展的差異化競爭態勢，從單純追求規模擴張轉向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深化。為此，要逐漸弱化直至取消各種差別化產業政策，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技術產業或新興產業，都應有在平等競爭中實現技術創新的空間。

    其次，政府經濟政策的性質要逐漸從傾向于給優惠待遇，轉向營造公平競爭的秩序和政策環境，尤其是必須規范地區之間的競爭秩序，減少以至禁止導致不公平競爭的政府補貼行為。這既是減少國際上對中國產品實施反傾銷、反補貼事件的需要，也是改變國內產業結構失衡，尤其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需要。

    第三，將主要著力點放在完善市場機制上，主要依靠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行為，趨近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政府產業結構調整的關注點不應是統計上的數字比例，更不應為了追求統計數字上的產業結構升級，就急于以選擇贏家的行政性干預方式代替市場公平競爭的選擇機制。實踐證明，采取非市場的行政性手段是無法達到產業結構調整的預期目標的。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方向應是構建有助于產業結構優化的體制機制。

    第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絕無平推增長的前途，必須避免平推工業化的思路和行為。前幾年，一些地區以平推增長的方式，高強度補貼所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資，已經導致了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付出了極大代價。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是核心技術突破，完善制度建設，培育新興市場。由于新興產業的特點之一是技術路線的不確定性和投資的高風險性，政府不能主觀地認定具體新興產業未來的主流技術路線，就采取強力補貼方式擴展生產能力，而是應當允許企業通過自主技術創新，在市場競爭中選擇和優化技術路線。為此，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作用是更要科學認識和判斷現階段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尤其是要關注美國等發達國家發展新興產業的動向和技術路線選擇，在國際國內競爭中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和發展方向。

    第五，現階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一定要力戒政府“好事做過頭”現象。實際上，許多產業失衡原本就是由政府好事做過頭而產生。例如，過度補貼招商引資，一些投資項目“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如果仍然沿用老思路來進行現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即使有幸能解決一個問題，也必然會產生大量新的問題。所以，政府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力度必須適當，不可急于求成，矯枉過正。

    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產業結構不平衡的表現是同宏觀經濟的景氣度相關的，經濟景氣時，產業結構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可能不突出；而經濟衰退時，產業結構不平衡不協調的現象會非常突出。一般來說，不平衡、不協調現象更多產生短期壓力，而不可持續性則是長期壓力。因此，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眼界應更具長遠性，將可持續性即長久的產業國際競爭力作為重點戰略目標，才能準確把握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金 碚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