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技術：探索大腦引發的變革

精神分裂癥患者大腦彌散張量成像(DTI)

　　迄今為止人類共經歷了多次巨大的社會變革，而每一次變革都是由新發明的工具推動的，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是由信息技術帶來的。不過，美國神經科技工業組織(NIO)的創立者扎克·林奇告訴大家，即將到來的新變革的主角是“神經技術”。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一項名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新技術出現了，它可以獲得大腦在不同時間的若干快照。此后，用于理解和影響人類大腦與神經系統的手段與工具層出不窮，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體驗生命。

　　如今，“神經技術”已經不僅局限于醫療領域，法律、金融、軍事、藝術等各個領域都迫不及待地與它展開更“親密”的接觸。

　　引導法律走向“治療性執法”

　　神經科學的進步，已經使法律系統開始改變，人們應該并不陌生。其中，測謊就是老百姓最早接觸的神經法學研究領域的一個分支。

　　早期測謊儀的原理非常簡單，科學家相信，撒謊會讓人的身體出現若干反應，如血壓和皮膚電導率的升高，而它們會被測知，并通過指針記錄到移動的紙面上。然而，這種方法出現假陽性的概率不小。

　　目前，在根據大腦反應鑒定真偽方面，有多種不同的方法都處于研究階段。一種是“腦反應圖譜法”。用頭箍將傳感器固定在受試者的頭皮上，用以接受大腦在收到某種外來刺激時發出的腦電脈沖，從中發現特定的模式。這也被叫做“與記憶及編碼相關的多元腦電反應”，在此過程中產生的腦電脈沖為P300波。如果外來刺激是惡性的，如看到一個兇殺場面，P300波可能產生強烈波動。

　　另一種方法叫“知情測試”。無論受試人在回答問題時說些什么，只要問題能使其進入“知情”狀態，理論上說就會引起大腦表現出明顯的受激反應。一項最新的研究表明，講真話是大腦7個區域共同努力的結果，而撒謊時卻會有14個區域參與，額葉區的負擔最重，抑制真相而同時用捏造的“事實”替代它，都有這個腦區參與。當受試者撒謊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會顯示出此人大腦中的一個重要區域“前扣帶回”會變得較先前活躍。

　　“無論是哪種測謊技術，空間頻率或者時間頻率都存在缺陷，因此，成像的精度還不夠高。”北大心理學教授沈政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此外，人腦在撒謊時出現的興奮狀態并不具有特異性，因此，基于神經科學測試的誤判率不小。”

　　在沈政看來，目前測謊技術的誤判對于遭到錯誤指控的人而言，概率就顯得太高了。事實上，美國的神經科學家也一致認為，這項技術目前仍是不成熟的，應當慎用。

　　不過，盡管通過大腦成像來解讀思維、發現謊言，或者決定一個人是否有罪的具體技術，目前并沒有真正出現，但神經生物學家們認為，從遺傳和行為兩個角度研究涉及暴力、反社會行為，研究犯罪的大腦，試圖了解各種不同的反社會思想的形成原因，以及反社會行為是如何觸發的，更有價值。扎克·林奇在其《第四次革命 ——看神經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一書中提到，這將會導致神經法學在法庭和審訊以外的地方出現最令人矚目的進展。

　　英國約克大學心理學博士雷恩，使用了神經成像技術建立因毆打配偶而犯罪的人的大腦活動模式，結果發現這些罪犯是在受到害怕遭到拋棄的心理這種非常特殊的情感折磨下施暴的。當對這些施暴者宣布庭審結論，讓他們知道遭毆打的配偶宣布獨立并正式離異時，這些人的大腦里與焦慮和憤怒有關的區域便表現得異常活躍。

　　專家們估計，約1/4的在押暴力罪犯之所以使用暴力，是由于包括反應遲緩或者物理性損傷在內的多種大腦功能缺失導致的。在解剖被判有罪的殺人犯處決后的尸體時，經常會發現腦震蕩造成的腦內額葉區的大面積損傷。

　　“設想一下，醫學界的神經科學家發明了治療暴力和反社會傾向的方法，結果又會如何。”在扎克·林奇看來，與其花錢建立監獄來限制已經成為職業罪犯的人，不如利用腦科學來幫助我們找到犯罪原因并挽救罪犯。

　　事實上，目前，許多研究人員也希望，未來的神經法學不要再以量刑為重點，隨著人們對大腦異常會導致犯罪有更多的了解，法律會漸漸走向“治療性執法”的道路，注重更先進的預測和防范犯罪的手段。

　　控制沖動 防止人們濫花錢

　　1957年，一位叫詹姆斯·維卡里的廣告商聲稱，他已經成功地掌握了一種暗示技巧，他在電影《野餐會》的播放期間，每隔五秒鐘插播一次一閃即逝的信息，如 “請喝可口可樂”和“有胃口嗎?請吃爆米花”等，持續時間僅為三百分之一秒，據他說，這一做法讓人們去影院前廳購買爆米花和其他零食的人明顯地多了出來。

　　而從1958年開始，澳大利亞和英國禁止使用潛意識廣告，美國的全美廣播事業者聯盟也通過決議，禁止在電視網絡使用這一手段。

　　隨著神經科技的發展，如今的企業家們熱切希望得到大腦成像技術的幫助，以將公眾的選擇引導向他們的意愿所在。目前，已經涌現出不少從事神經營銷業務的公司，利用神經科學尋找能夠有效影響消費者大腦的知識，以期了解人們挑選特定商品的方式和理由。

　　“神經營銷學”一詞是由荷蘭鹿特丹大學的神經經濟學中心主任阿勒·斯米特茨在2002年創造的。購物是一種決策行為，我們每時每刻都在作這種決定。不過，科學家關心的并不是如何刺激消費，而是了解決策的機理，以幫助人們作更明智的決定。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博士后布賴恩·克努森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掃描結果表明，當商品第一次出現時，位于中腦的一個區域便出現了活動跡象，當價格得到顯示后，與權衡決策有關的大腦區域便表現出反應。與此同時，大腦另外一個區域也活躍起來，它的功能似乎是接受比較各種負面刺激，當消費者選擇是否購買的時候，該區域異常活躍。

　　簡單說，通過研究大腦參與反應的區域，研究人員就能夠預測參與者每次是否決定購買。克努森希望通過了解大腦與購買相關的受激情況，可以找到更有效的途徑，防止買了以后再生悔意。

　　事實上，神經科學可以精確地告訴人們大腦哪些區域能夠在財政決策方面造成這樣那樣的局面，使人們了解沖動購物是由相對原始的大腦區域支配的，而正是這個區域，表現得相對張狂。

　　扎克·林奇認為，未來，將根據這些新發現的知識，形成一套全新的控制沖動的技能和技術，以幫助人們設法控制不理智的消費模式，防止濫花錢。

　　“改造”士兵 提升行動績效

　　在現代人類戰爭歷史上，神經攻擊作為實際破壞人們神經的正常生物學作用的手段，其存在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盡管神經武器遭到廣泛聲討。

　　如今，神經科技在軍事領域又將目標鎖定在了“改造”士兵的方向。在戰場上，人被認為是整個防衛體系中最弱的一環，因此，維持并增強其行動績效就成為了迫切需求。

　　扎克·林奇在《第四次革命——看神經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一書中透露，在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規劃局開展的研究項目中，多數都有生物學家參與，他們的工作是找到使美國軍人更敏捷、更強壯，尤其重要的是使他們更不容易疲勞、更能適應艱難環境、更能忍受戰爭的手段。

　　例如，他們希望能夠找到某些途徑，可以事先發現天生就比較能適應極端條件的人選。

　　同時，希望找到一系列能衡量體能水平和功能發揮狀態的生物學指標，據以評定認知本領的高低和承受壓力的強弱。|

　　神經肽—Y就可能成為這樣一種生物學指標物質。高量神經肽—Y是與堅韌持久和反應靈活聯系在一起的，特別是在涉及情緒和心理這兩個方面的表現時，具有這兩個優點的武士，會在壓力下有較正常的表現，也不太容易出現創傷后精神障礙的癥狀。

　　此外，還可借助兩種能夠提高警覺感的藥物——右旋苯丙胺硫酸鹽和莫達菲尼。莫達菲尼曾在伊拉戰爭期間被美軍服用。

　　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規劃局還關注一項從衛星上以不致受察覺的水平接收人腦的腦電波并進行計算機分析的項目。目的是使情報分析人員用以掌握敵對陣營中是否有了新的敵對念頭并鎖定位置，以供本陣營的決策人物判斷自己的軍事力量是否處于必需的戒備狀態。

　　霍尼韋爾圖像信息鑒別系統則是當情報分析員在快速瀏覽圖像單位時，如果發現值得注意的現象，大腦自然會產生較強的電波，從而被置于他們頭皮處的傳感器檢測到。有了這種設備，分析員便不用停止瀏覽，不用回過頭去研究，不用組織字句，不用呈交報告，甚至都不會意識到自己下意識注意到的情況，但是他們的大腦會通知所謂的“腦機接口”直接知會電子計算機。

　　再如，通過計算機檢測飛行員的感知狀態。飛行員在飛行時，至于他們頭盔中的傳感器會檢測其腦電波，當計算機發現飛行員過度疲勞時，便會啟動一系列過程，先是提高儀表盤的光度，繼而再讓他們閃動，閃動頻率會很高，而飛行員的大腦會在下意識層面上感覺到這一頻閃，再下一步，則是將飛行功能一項接一項地切換給自動飛行系統執行。

　　對此，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羅非認為，給正常人使用神經類藥物是不被認同的，這有悖醫學倫理道德。不過，他也坦言，就軍人這一特殊職業而言，在執行任務前，短暫使用增強記憶力和集中精神的藥物或者安睡劑，并不被完全禁止，這是相對于因失去戰斗力喪生而言的。

　　“但是，目前，增強大腦功能的藥物是否會在若干年后表現出影響健康的作用，科學家還并不知道。”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可以肯定的是，通過外界手段保持精神長時間亢奮，會大大消耗士兵的體能，這在藥效過后將會集中爆發。”

　　在羅非看來，神經科學本身是把雙刃劍，兼具了偉大與邪惡。它究竟會對未來世界產生什么影響，完全取決于人類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