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時報：現行牧區政策期待改變

　　脆弱的生態環境產生了干旱草原食物鏈和游牧文化，兩者互為依存，唇亡齒寒。在學者們看來，任何違背這一客觀現實的人為擾動，都將給草原帶來厄運。

　　“十年浩劫”給牧區綠色生產生態系統造成的致命創傷未能醫治；草原牧業陷于惡性循環仍在繼續；牧民收入與農區相比，差距加大；外來開墾草原壓力日益加大；國家行政管理體制長期失策；中央正確決策與法律屢屢落空；走偏政策的負面影響不斷加大等等，使得牧區舊賬未清，又添新債，問題疊加，矛盾交錯，構成當前牧區的重重危機。

　　日前，中國系統工程學會草業委員會主任李毓堂，向《科學時報》記者羅列了當前牧區存在的種種問題。

　　李毓堂所舉上述現實，也是一周前召開的全國牧區工作會議所要著力解決的一攬子問題。距上一次全國牧區工作會議召開，已時隔24年。

　　“各方對第二次全國牧區工作會議寄予很大希望。”李毓堂表示。

　　而據《科學時報》記者從多位專家那里了解到的情況，牧區生態和社會問題積弊已深，牧區政策正期待改變。

　　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蒙古族學者談道，內蒙古的游牧文化正面臨消亡，他預計也就是8～10年，甚至更短的時間。

　　北方游牧文化所在的區域，降水量低而變率大。

　　學者王明珂介紹，降水量低導致不可能有穩定的農業，人類只能靠草食動物將不可食的草類轉化為可食的乳與肉。而生態系統低下的凈初級生產力，只能支撐稀疏的人口。在中國農業精華地區，不到一畝地便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而在內蒙古的新巴爾虎右旗，20畝地才能養一只羊，至少要300～400頭羊才能供養一個五口之家；因此一個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畝地。

　　降水變率大導致生態系統的產出在時空分布上高度不確定。干旱時寸草不生，一場雨下來就郁郁蔥蔥，而何時下雨，下在哪里，難以預測。再加上生態系統凈初級生產力低下，一片草場經不起畜群的長期啃食、踐踏，人們不得不拋棄定居，轉而“逐水草而居”。

　　內蒙古土地面積占中國的11%，水資源只占全國的1.9%，400億立方米地表水中的80%在東部。

　　脆弱的生態環境產生了干旱草原食物鏈和游牧文化，兩者互為依存，唇亡齒寒。

　　并且，“內蒙古全部的水資源用于生態，是內地的生態屏障。”在草原生活了40年的陳繼群向《科學時報》記者介紹。

　　陳繼群是一位職業畫家，曾在內蒙古插隊多年，目前是“曾經草原”網站站長，多年來從事草原普法工作。

　　對比40年前后內蒙古地區荒漠、林地、草原示意圖，能看到隨著人口激增、游牧民的定居，耗水型工業的發展，食物鏈和生態系統已被破壞，食草生物數量膨脹，占用了大部分原來的生態用水。

　　2006年官方數據顯示，“內蒙古從事農業的人口超過了1500萬，內蒙古農業用水比例占87%，生態用水只占3.8%……到2010年工業用水比例將由5.06%提高到18.4%……”

　　陳繼群認為，水資源占用已經影響到最后的天然草原，比如，烏珠穆沁草原和烏拉蓋水系就出現了問題。

　　烏珠穆沁草原是內蒙古大草原的縮影，十年來這片天然草原也發生了土地荒漠化明顯趨勢，濕地消亡造成植被負向演替，湖泊干涸出現沙塵暴肆虐的狀況，給牧民生活造成巨大損失。研究該草原生態和烏拉蓋水系的關系，它們的變化及發展趨勢，對內蒙古土地荒漠化的場景和原因，會再現一個活生生的參照系。

　　亞洲的草原集中在中國內蒙古和蒙古國，相比北美洲和澳洲的草原生態系統還算完整。蒙古國的原住民還基本保持著游牧的生產方式，但是內蒙古地區的牧民已經定居十二三年，過去的生產生活方式徹底改變，由此，內蒙古草原的生態系統變化明顯。

　　游牧文化對草原的保護體現在游牧民的生活習慣和800年的成文法中。《成吉思汗法典》第五十六條規定：“保護草原。草綠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損壞的，對全家處死刑。”第五十八條：“保護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在游牧民文化中不會傷害草木。

　　陳繼群表示，內蒙古地區不適合開荒。一是因為無霜期短，即使開荒也只能是沙地。二是水少。從清朝開始，牧民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定居開荒，從而不斷從牧民變成農民。如今，整個內蒙古自治區有2400萬人口，差不多100個人才有一個是牧民。游牧文化支離破碎。

　　而近代內蒙古草原，由于人類墾荒、開礦、侵占水資源而破壞植被和水資源，導致了荒漠化。

　　按照聯合國的英文原意，每年6月17日為“世界防治荒漠化日”，但是在中國這個日子變成了“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多了“防治干旱”。

　　陳繼群表示，氣候干旱是無法“防治”的。當前在“防治荒漠化”口號下甚至出現了奇怪的“治理”方法，比如打著“治理”的名義違規圈地、開墾牧民的優質草原去種樹種草；比如把現存草原上最后的地表水資源截住，去發展火電廠。這種假治理、真破壞的行為，尤其是后一種違規、侵權的做法，只能造成最后的草原和濕地的進一步荒漠化。

　　“內蒙古現在的七大沙漠沙地，原本是最好的草原。照此下去，草原的整體崩潰還剩多少時間？當一些盟委領導干部成為開礦老板的‘打工仔’時，還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草原破壞？”內蒙古師范大學教授海山，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語間滿是對草原前景的焦慮。

　　從國家草原法頒布以來，內蒙古草原破壞不但未能制止，反而加劇蔓延。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末對草原的破壞，主要來自開墾務農、挖藥材、摟發菜等，90年代末以來主要是開礦毀草。

　　海山痛心地說：內蒙古全區GDP增長連續8年全國第一，生態極其脆弱的內蒙古竟成為全國糧食調出大省，“官商聯盟”及其零風險的巨大經濟利益，莫不是以草原生態破壞、牧民貧困化為代價的。

　　然而，海山表示，一些部門和既得利益者，卻以“山羊刨食論”、“粗放經營論”、“傳統游牧論”、“超載過牧論”等罪名，把草原生態破壞的責任加在牲畜和牧民頭上。

　　近十年來，政府在牧區推行“退牧還草”、“禁牧休牧”、“公益林封育”、“定居定牧”、開礦征占草原、“移民專業”等政策，迫使牧民在極短時間內以不到市場一半的價格出賣牲畜，加上自然災害頻發和生產成本提高，導致一批批牧民貧困化。

　　無經營能力的破產戶占到牧戶總數的10%以上，其草場被“流轉”到非牧戶手中超量發展牲畜。據2009年呼倫貝爾市呼倫諾爾嘎查調查，無畜牧戶占到牧戶總數的50%以上，非牧業戶牲畜占到牲畜總數的75%。目前全區非牧戶牲畜占到牲畜總數的1/3以上。

　　海山認為，從內蒙古歷史考證和科學發展規律來看，把草原破壞和退化歸咎于牲畜超載過牧，是不恰當的。據專家考證，13世紀時，蒙古高原的家畜與野生動物數量比現在多得多。所以，用1949年牲畜頭數（長期戰亂的最低數）來比，說現在增加多少倍因而超載過牧，是錯誤的。據美國草原學家研究，草場退化與牲畜頭數無關，而與放牧時間有關。

　　任繼周院士發現，放牧與牧草生長具有互動規律：草場放牧兩周，可刺激牧草再生，生產力翻番；時間過長就破壞草原。牧民的傳統放牧時間，在一個放牧區不超過15天，是不會造成草原退化的。牧民說：“草原不怕牲畜吃，就怕踐踏。”定居定牧牲畜集中踩踏，才會造成草場退化。

　　海山也特別談到了當前實施國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中的問題。這一政策在內蒙古要求的條件是：每戶牧民只能養5頭牛25只羊。“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會造成牧民生活質量大幅下降。”海山說。

　　根據當前牧民生產生活保障需求，每戶經營的牲畜“門檻規模”頭數須有150～300只基礎母羊，加上后備母羊需要300～500只羊。低于這個規模就破產。這是無畜戶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如果不顧這一實際情況，硬性推行“草原生態補償政策”規定的條件，會使牧民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

　　在調查中，一些牧民也向海山反映：保護草原生態環境是否能真正成為國家意志？對草原造成重大破壞的官員是否也應追究責任？現行的這些政策，如何能保障國家生態安全、邊疆穩定和幾百萬各族牧民的生活？

　　曾在農業部具體負責草原工作，并從事牧區草原工作60年的李毓堂，對草原的過往有很深刻的感受，也給出了特別的提醒和總結。

　　在回顧建國以后國家制定、實施牧區方針政策法規的正反經驗后，李毓堂表示，歷史事實表明，對牧區戰略地位和特點規律的認知，是能否正確制定實施牧區政策的基礎。李毓堂強調，牧區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認知以下一些情況：

　　其一，牧民素來追求“水草豐美”、“人畜兩旺”理念，牧民為了自己的生產生計，歷來是保護草原優良生態的最積極因素和最有力的維護者。

　　其二，牧民為了持久維護綠色生產生態循環系統，在草原畜牧生產上采取了分區游牧、逐水草而居的方式。按照時空條件，把草原劃分為夏秋場與冬春場兩大類（新疆的春、秋場則在兩類草場過渡帶）。

　　這一生產方式，保障了牧區綠色生產生態系統的持久良性循環。盡管有時由于氣候反常，使系統暫時遭到損害，但經過人的抗災和天時轉化，都會很快恢復生機。目前，牧區草原生產生態系統所以走向惡性循環，主要是“文革”以來大規模人為開墾破壞草原造成的。

　　其三，草原生態保護建設需要同人類活動牧業生產相結合。

　　牧民通過放牧家畜促進牧草生長和優存劣汰；通過人畜代謝，為土壤不斷輸送養分；通過利用水源澆灌草原；通過對野生動物植物、微生物的保護，維護生態循環和生物多樣性；從而全面有機地保護著草原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