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率”咋衡量？

　　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到底多少?如何計算?一直沒有統一的計算口徑。專家坦言，對“轉化率”的強調，恰恰說明我們的科研并非面向市場。

　　“科技成果轉化率”，很多人對這個詞并不陌生。但在新聞報道中，關于這個轉化率我們常常看到不同的報道。有的說“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有的則說“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約2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

　　《中國科學報》記者日前采訪了從事相關研究的專家，結果發現，關于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多少、如何計算等問題，不少專家都表示：“沒有統一的計算口徑。”

　　來自計劃經濟時代的概念

　　“強調科技成果轉化是好的。但‘科技成果轉化率’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概念，本身就不科學，將從科研到創新的復雜問題過于簡單化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柳卸林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成果本身的界定很難說清楚。”柳卸林說，“什么叫成果?是不是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一個項目完成了就是一個成果?有的一個項目產生了5個ZL，是不是就是5個成果?”

　　柳卸林認為，科學研究有很多種價值體現方式，其中一種形式是發表論文，但論文是公共知識，一般不需要考慮商業化。所以要考慮成果轉化，就是考慮論文以外的成果，例如以ZL形式出現的成果。

　　“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現在科研成果形式多樣，根本沒法統計。此外，可能轉化了某1個成果，比轉化其他5個成果產生的效益更高。”柳卸林說。

　　對于科技成果轉化率究竟應該誰來統計的問題，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劉澄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最權威的統計部門應該是知識產權局，由知識產權局統計ZL交易數據，并估算轉化率，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都應該以知識產權局發布的數據為準。

　　“從知識產權局來看，成果轉化率就是知識產權交易率。”劉澄說，知識產權局在統計科技成果轉化率時，一般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

　　但同時他也表示，目前知識產權局自身也面臨著統計困境。“一方面，知識產權局自身對于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科研力量不夠;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局的研究人員到企業調研知識產權轉化多少，能夠出多少效益、產值，企業有可能都不搭理。”

　　“中國特色”的“強調”

　　既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那么為什么國內還在強調“科技成果轉化率”?

　　對此，柳卸林表示，之所以國內仍在強調“科技成果轉化率”，是由兩個因素促成的：一是很多項目在立項時沒有考慮項目的商業化前景，或者一開始覺得有商業化價值，但在項目實施之后發現沒有商業化價值;二是一些項目盡管有商業化前景，但大學、研究所沒有動力去推行，致使轉化率低。

　　在劉澄看來，與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科技成果轉化率的強調帶有一定的“中國特色”。

　　“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并不存在成果轉化方面的問題。”劉澄說，因為他們的科技成果本身就是面向市場的，科研成果研發出來就直接面向生產線，否則對于作為科研投資主體的企業來說，資金就“打水漂”了。

　　他認為，我國對“轉化率”的強調，恰恰說明我們的科研不是面向市場的。“我們的科研依靠國撥經費，所以會特別強調要轉化。”

　　讓“強調”更有意義

　　“強調科技成果轉化是好的，但絕不能回到以成果轉化率論英雄的時代，不能把從科學到創新的復雜問題簡化為一個‘轉化率’指標，而是要建立合理的、科學的指標體系。”柳卸林說。

　　柳卸林評價說，可三五年為考核期，評估某研究所的成果有哪些轉化了，讓多少企業從中獲益，衍生出多少企業，產生多少經濟效益。

　　柳卸林表示，除此之外，目前需要反思三方面問題：即我們為什么有這么多科技成果在立項時沒考慮商業化價值?我們為什么有那么多沒有價值的知識產權出現?誰有動力去推進有商業價值的成果轉化?

　　面對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現狀，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張曉強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最迫切的不是增大科技投入，也不是就科技創新談科技創新，而是要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步伐。

　　“關鍵是怎么改。”對于張曉強的觀點，劉澄表示贊同，“在中國，強調什么、考核什么，大家就一窩蜂去做什么。就ZL而言，現在還有專門賣ZL的市場，今年中國ZL總數達到世界第一，但我們真正有價值的很少。”

　　因此，劉澄認為，首先應當改革考核機制，提升科學家的誠信意識，考核不要老盯著成果，盯著ZL，真正要盯的是成果對現實的效用。其次，應當強化市場約束，使科研面向市場，與市場無縫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