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激勵要“淡泊名利”和“以權獲利”

　　今年4月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指出，科技激勵要堅持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相結合。筆者認為，作為基礎研究原創成果和技術創新科技成果的重要形式和載體，論文和ZL在對創作者和權利擁有者的保護和激勵方面采取的方式不同。雖然同為知識產權，但ZL注重“以權獲利”，論文則需要“淡泊名利”，一個側重“即時回報”，一個偏向“功成必定有我，功成不必我在”。

　　當前，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論文和ZL的區別與聯系，對其創新創造者做到堅持“淡泊名利”和“以權獲利”的精神激勵和物質激勵兩手抓，是擺在廣大科研人員和各級各類科技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也是做好科技激勵工作的重中之重。

　　ZL注重“以權獲利”

　　ZL在形成后，可以通過保護“產權”獲得“經濟利益”的方式，保護、激勵創新創造者的創新貢獻和創新熱情。雖然企業ZL與高校ZL都注重“以權獲利”，但在具體獲利的方式上兩者又有所不同。

　　企業的ZL更多的以產品銷售獲利。企業的ZL技術大多直接融入產品，并通過產品銷售獲取利益。這也是國際上的高科技企業重視知識產權，以“ZL”來保護自己，通過銷售具有ZL技術的產品來獲利，并激勵創新創造者的主要原因。

　　高校的ZL更多以ZL銷售獲利。現代大學同時具備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多重職能，以其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成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和引領行業、企業技術進步和革新。然而，高校因缺乏實際生產條件，其ZL還很難像企業的ZL那樣，直接形成產品，而是以ZL銷售（ZL許可、轉讓等）方式運用到生產實際中，通過解決實際問題、革新工藝等，發揮其經濟和社會效益。不難發現，高校的技術、ZL，要與企業、市場深度融合，要更多面向工業實際，面向企業生產，通過與企業進行技術開發、對企業進行ZL銷售等方式和途徑，取得受益，并以此激勵創新創造者。

　　高校也好，企業也罷，從激勵創新創造者的角度來看，一旦選擇ZL這種形式，就要在其“權利的有效期”內，通過支付“一定的費用”獲得許可或轉讓而實現，這一點不能忽視。

　　論文需要“淡泊名利”

　　論文與ZL在激勵創新創作者方面的不同之處在于，發表論文或者科學著作的價值，除了鼓勵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更多的是創新者、創作者因其重大原創論文及科學著作對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產生的重大價值而受世人尊敬。

　　這種激勵并不是簡單的變現或物質激勵，更多是“淡泊名利”“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激勵。

　　為什么要“淡泊名利”？因為有的科學論文要體現其價值并獲得認可，可能周期很長。一項重大發現或原理、定律的揭示，除了本身產生的周期長，需要“十年磨一劍”“朝著一個沖鋒口長期突圍”“冷板凳坐十年”，這些都不夸張，其得到認可、為人們所接受，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實現。

　　因此，對科學論文創作者的激勵，不見得是“馬上的經濟回報”。但對發明ZL而言，這個“馬上的經濟回報”在有效期（20年）內可以兌現。

　　顯然，通過“馬上的經濟回報”這種方式激勵論文和科學著作的創新創作者不太適合，也不現實，而“淡泊名利”反倒是一種實事求是的選擇。

　　啟示與建議

　　下面筆者僅從“以權獲利”和“淡泊名利”兩方面，對ZL和論文在激勵創新創造者時采取的不同策略作闡述。

　　對ZL而言，既然“以權獲利”是其主要特征，那明確權力，分清利益即是激勵的切入點，給予創新創造者和權力擁有者更多的“權”和“利”也是激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到底“權”為誰所有，“利”為誰所獲？先看“權”，高校職務發明的ZL權為單位所有，即高校為ZL權人。再看“利”，既然高校為職務發明ZL“權”的擁有者，其理所當然為“利”的獲得者，這也體現了“權”“利”一致。但科研人員作為創新創造者，作為科研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國家鼓勵高校把一部分轉化利益分享給科研人員，以激勵其創新創造的積極性，這也使科研人員間接的成為“利”的獲得者。

　　自2015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以來，我國的成果轉化政策或者相關以ZL為核心的成果轉化政策有如下三個特征：

　　一是向權利擁有者“放權”，并向創新創造者“讓利”。中央向高校下放職務科技成果的處置權、使用權、收益權，使得高校作為職務發明ZL的權力擁有者，可自主決定該ZL以何種方式處置，且轉化受益也不用上繳上級主管部門以留歸高校，同時提高了創新創造者的轉化受益，比例達到50%以上。

　　二是向創新創造者賦權，使其以權獲利。全國部分高校開展賦權試點工作，其主要內容是高校作為職務發明ZL權的擁有者，可經過一定內部程序，將其擁有的職務發明ZL權部分或者全部賦予科研人員，使科研人員作為創新創造者從原來間接獲利，變為直接“以權獲利”。

　　三是尊重“以權獲利”，但更加重視質量導向。高校ZL要以轉化為導向，要更加強調ZL本身的質量，促進ZL在成果轉化中的作用。

　　如不轉化，何談獲利，沒“利”要“權”又有何用？高校的ZL只有轉化了，產生經濟效益了，創新創造者和權力擁有者才有利可圖，否則談“以權獲利”只是空中樓閣，雖然實際意義有，但作用并不大。

　　因此，在尊重“以權獲利”這一特征的同時，要更加重視質量導向，只有擁有更多以轉化為導向的高質量ZL，“以權獲利”才能得以實現，創新創造者才能真正因獲利而獲得激勵。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既然質量才是根本，那是不是就可以不重視“以權獲利”這一特征了？當然不是。只有重視“以權獲利”，只有搞清楚權為誰所有，利為誰所獲，并放權讓利了，才能打破職務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國有無形資產管理桎梏，使得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的渠道得以打通，讓創新創造者在高質量的ZL得以轉化時，能夠得到利益回報。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校的ZL工作尤其是ZL轉化工作，尊重并運用“以權獲利”是治理“以數量論英雄”等不正常現象的“標”，而“提升質量”是治理不正常現象的“本”。

　　對論文而言，更要“淡泊名利”。以追名逐利，通過即時的經濟利益回報這種方式，來激勵催生高質量的科學論文和著作，顯然是不可取的。那如何在“淡泊名利”的基礎上，支持高質量論文和基礎研究成果的產生，要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以代表作制代替數量論。摒棄以發表SCI論文數量、高倍引論文數量等以數量論英雄的評價導向，將論文的科學價值和學術價值作為評價基礎研究論文的主要標準，以代表作制代替數量論。

　　二是將支持項目改為支持人。一些項目以發表論文多少作為結題主要考核指標，此舉將大量原本可以朝著一個方向或某一領域持續研究的青年學者，引向了“通過變換題目跑項目，圍繞項目發論文”的惡性循環中。應將頻繁設立項目、支持項目改為長期資助人、支持青年學者，使其能靜下心來一心一意搞研究。

　　三是事后獎勵改為事前支持。越是倡導“淡泊名利”，越要保障科研人員的基本待遇，正因為具有重大價值的論文和科學著作難以在發表后得到即時的物質回報，更需要在發表前給予創新創作者基本的生活和研究支持。將創作完成、論文發表之后的事后獎勵，改為創作中和發表前的事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