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VS科研內卷，科研原罪誰來管

3月7日，《中國科學報》刊發報道《田剛委員：少些“重磅”！科技界浮夸風該剎剎了》引發關注。報道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批評了“夸大式宣傳報道”的現象與科研工作本應具有的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氛圍不匹配。

近年來，包括夸大宣傳、強制引用、不當署名等在內的新型科研失信行為走進人們的視野。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科技界代表委員呼吁，應從科研人員自身的自律、打造“反內卷”大環境以及嚴懲失信等方面內外兼施、多管齊下，才能有效杜絕科研失信，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

新的“不端”

不久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顏寧遭遇審稿人“不斷要求引用錯誤結果”，被她在微博霸氣回懟“大不了不發了”。

“‘審稿拉引用’就是一種科研失信行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劉筱敏表示。

隨著“高被引”被作為一種定量評價工具出現，部分科研機構從對發表論文數量和發表期刊影響因子的追逐，轉變成對“高被引”頻次的追求，導致“合作互引用”“審稿拉引用”“花錢買引用”“期刊贈引用”等科研失信的行為出現。

作為科學計量學領域的學者，劉筱敏早在4、5年前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用計算機技術分析文獻之間的關系早已是便捷的事，利用引文數據同樣也可以發現論文作者之間‘異常親密’的關系。”劉筱敏曾在《中國科學報》上發表評論文章，提出當心“高被引”背后的科研失信。

除了強制引用，還有諸多不當署名的行為也逐漸受到關注。“如果一位學者一年以主要作者或者通訊作者身份發表幾十篇、甚至上百篇論文，我們有理由懷疑他是不是對這些論文有署名相應的足夠貢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蔡榮根注意到，“一篇論文僅僅是寫作、修改經常需要花好幾個星期，更不用說提出思想、做實驗、分析數據了。”

區別于數據造假、代寫代發等論文內容上“動手腳”，夸大宣傳、強制引用、不當署名等作為一些新的“不端”行為正在抬頭。科技界已經認識到，這些行為共同的特點是隱蔽性強，難以被發現，往往只有當事人自己知道。

修煉“自律”內功

在受訪專家看來，恪守科研誠信，重在“自律”。“對引文進行數據分析的結果，并不能直接判斷作者是否存在學術不端，數據只是表面的現象，各學科的引用行為也各有所異，數據是為專家、小同行的進一步深度調查提供依據。”劉筱敏強調，“引文數據的統計分析是一種后置的行為，應該在科研訓練階段之處就強調，‘系好第一顆口子’。”

蔡榮根表示，科研誠信是人的誠信一部分，“一個人從小就應該建立起規則意識，科研也是一樣”。

按照許多科研機構的慣例，蔡榮根所在的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科研道德委員會每年都會為學生組織一次科研誠信的講座，為新入學的研究生講解科研活動的基本規則，提示大家時刻繃緊誠信這根弦。

對于多種新的“不端”，中國科學院科研道德委員會則以“提醒”的方式倡導誠實守信行為。自2018年以來，內容涵蓋署名問題、生物倫理、原始記錄、在媒體上發布學術成果等方面的四份“誠信提醒”陸續發布，幫助科研人員練好“自律”的內功。

2022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員會又特別針對署名問題發布“負面清單”，列出禁止冒用作者署名、虛構作者署名，無實質性貢獻的人員參與署名，榮譽性、饋贈性、利益交換性署名或夾帶署名等7類負面行為，進一步重申了學術論文署名中的基本規范。

嚴懲和“反內卷”

除了依靠科研人員練好內功，誠信治理也需要從外部入手。

首先是“嚴懲”。去年兩會期間，蔡榮根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呼吁處理科研不端切莫“高舉輕放”。一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呼吁，一旦發現問題就應按照規定嚴肅處理，嚴懲科研不端的實際案例能夠發揮有效的警示作用。

對于新型科研失信的實際調查工作，蔡榮根表示，當前，學術不端案件調查面臨“人情社會”的挑戰，本是國際慣例“由本單位組織調查”的形式受到諸多詬病。“面對這樣的‘家丑’，有的機構和單位不愿意‘外揚’，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強調，“希望科研單位都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規范調查、嚴肅處理，長期看來有利于本單位乃至科學共同體的聲譽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