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談制關鍵在重置環保話語權

　　目前來看，有關環境問題的話語權格局，其實也在“悄然變化”。如果更多話語權集中到有協調能力、有大局意識的部門和機構，解決問題的統籌面會更廣、手段也會更多。

　　衡陽、六盤水、安陽、昆明、沈陽、臨沂……這些分布在中國東西南北的城市，進入了同一份名單。環保部全面推行“督政”措施一年時間，全國已有20個這樣的地級以上城市政府主要負責人被約談。

　　關于環保部的約談，前段時間進入公眾視野的，是發生在山東臨沂的一起環保風波。因為該市市長被約談，所以關停了一批企業，有媒體報道稱“造成6萬人失業”。雖然經官方證偽，并披露完成整改的企業已達31家，但“約談”的威力之大，倒也讓公眾和社會有了一個更直觀的印象。

　　環保部全面督政能顯出效果，緣于對地方形成的“雙重壓力”。環境問題有很強的專業性，無論是地方的環保狀況，還是其中的深層問題，環保部顯然都很熟悉。這樣的“專業性”，對于地方而言無疑有一種沒有借口可找的“專業壓力”。從程序上看，按照相關規定，約談內容要印發、約談事項要回應、約談提出的問題要限時整改，這也形成了一種“制度壓力”。更何況，還有問題曝光、約談對象姓名曝光這樣的“關鍵一招”。

　　從政府運行的角度看，這樣的約談是對傳統科層制的一個補充。“層層傳導壓力”，在環境這種“隱性政績”上，壓力難免會消減。雖然輿論認為環保部的垂直管理在“悄然啟動”，但在目前情況下，地方環保部門的工作困境，恐怕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環保部“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約談地方政府“一把手”，顯然是抓住了“牛鼻子”。

　　環境問題，其實不是能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想不想解決的問題。當然，環境問題也不是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有一個更大層面上的統籌協調問題。這兩點共同指向的是環境保護問題上的“話語權分配”。如果地方說了算，恐怕在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下、在發展錦標賽的格局之下，環境問題難有突破;如果更多話語權集中到有協調能力、有大局意識的部門和機構，解決問題的統籌面會更廣、手段也會更多。

　　目前來看，有關環境問題的話語權格局，其實也在“悄然變化”。約談只是向地方傳遞壓力的手段之一。今年7月，中央深改組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一系列關于環保的文件，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的要求，建立環保督查機制的舉措，其實都是要加強環境保護上更為集中的“話語權”。

　　從這個角度看，環保約談機制的啟示，不僅僅是在環境問題上。從更大層面上看，這體現著改革的耦合性、協調性問題。當前，不管是環境問題、經濟問題還是其他一些更具體的問題，很多都不是局部性的，也不可能局限在一定區域內就能解決。對于這些問題，重整權力運行流程、改變權力配置比例，或能產生更好效果，而這可能也是改革的要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