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顯靜：我們需要了解“大寫的科學革命”

肖顯靜

《科學思想史：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書封。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在中國，不缺通史性的科學知識史著作，也不缺科學知識學科史著作，更不缺理想的科學主義的科學史讀物或者科普讀物，缺的是展現科學知識來龍去脈的科學思想史。”華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肖顯靜告訴《中國科學報》。

近期，肖顯靜歷時10余年、近百萬字的科學思想史著作《科學思想史：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終于正式出版了。這本書的完成完全超出他的預料。

肖顯靜的專業是科技哲學而非科技史，但在這本書中，他從科學的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系統梳理和分析了人類社會各個歷史階段自然觀的內涵及其變革，以及這種變革所引發的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大寫的科學革命”。這種“綜合論”的視角，給肖顯靜的研究和寫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挑戰。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監事長張大慶評價本書時說，它不僅是一部追溯科學發展歷程的學術巨著，更是一部反思當代科學思想局限性的警世之書。近日，《中國科學報》與肖顯靜展開了一場對話，探討什么是科學思想史，以及我們該如何理解“大寫的科學革命”。

科學思想史是科學史的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的綜合研究

《中國科學報》：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就鮮少有宏大的科學思想史著作出現，在你看來，這是什么原因？科學思想史的寫作究竟難在哪里？

肖顯靜：在國內，科學思想史的研究從改革開放后開始，起源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因為自然辯證法就是站在自然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度，從整體上研究和考察自然界和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最一般規律，對自然科學的內容和自然科學的產生、發展歷史作出哲學概括，所以它的內涵與科學思想史的旨趣天然接近。也正因如此，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少數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前輩撰寫了科學思想史的著作。

在此之后，鮮少有宏大的科學思想史著作出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沒有學科規范的“自然辯證法”被學科建制的“科學技術哲學”代替，絕大多數研究者開始專門從事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只有少數研究者關注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二是科學史領域的研究者沒有普遍認識到國外科學史的研究者已經走向科學思想史的編史學，即已經進行科學認識的知識根源、哲學根源和社會根源的研究，這使得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學的內史研究上，學科史以及專題史研究有了長足進步；三是科學思想史具有綜合研究的難度，科技哲學領域和科學技術史領域的研究者未能打破學科藩籬，遵循科學思想史的研究范式進行跨學科研究；四是國外學者在20世紀和21世紀已經從科學的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角度進行了科學思想史的研究，但是冠之以“科學思想史”的極少，這也影響到我國學者對科學思想史的研究。

《中國科學報》：你為何要花費10余年的時間完成這樣一本著作？

肖顯靜：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科學思想史是什么。科學思想史不是科學理論、科學方法、科學儀器的編年史或者它們的通史，也不是它們的成功史，而是它們何以產生、發展、成功乃至衰落的思想根源史。這樣的思想根源既可以在科學內部尋找，也可以在科學外部尋找。

如果在科學內部尋找，就是要尋找科學知識理論、方法等的內容及其得以產生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等形而上學的基礎；如果從科學外部尋找，就是要尋找科學認識得以產生、發展、成功乃至衰落的社會因素。這樣一來，科學思想史研究應該是科學史的歷史學、哲學和社會學的綜合研究。這意味著科學思想史的研究難度很大，有一個知識的吸收和建構過程，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我從1999年到2013年，主要進行的是科學的發展與自然觀的變革以及科學方法的歷史演變研究，最終確定撰寫《科學方法歷史導論：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一書。隨著該書的撰寫和研究的推進，到2018年年底，我才想到要將該書改名為《科學思想史：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之后，我進一步完善本書的寫作，以解決以下問題：庫恩的“范式”究竟如何？科學革命究竟是什么？人類歷史不同階段的科學革命究竟怎樣？科學思想史研究的綱領有哪些？它與傳統的科學史研究、科學的社會史研究等有何關系？如何在科學思想史研究中處理這些研究綱領？直到2023年，這些問題才被全部解決。

《中國科學報》：科學思想史一般的書寫方式是什么樣的？你在書中提出了“綜合論”的科學思想史研究綱領，這種書寫方式與傳統書寫方式的最大區別在哪里？

肖顯靜：從歷史角度看，科學思想史沒有固定的寫作方式，而是隨著科學史研究的發展而變化。在國外，最先進行的是狹義的科學內史（只有科學知識的內容）和分科史研究，之后才有科學思想史研究。

科學思想史研究一般分為三種：第一種主要由科學史家進行，他們從科學內部進行科學的歷史學研究；第二種主要由科學社會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家進行，他們主要從科學的外部或科學共同體進行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第三種主要由科學哲學家兼科學史家進行，他們主要從哲學角度研究科學歷史從而發現科學革命的演進模式，典型的有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這本書在評價上述三種研究綱領的基礎上，建構并運用“綜合論”的研究綱領，以科學的歷史研究為基礎，以科學的（知識）社會學史研究為輔助，以科學的哲學史研究為主線，系統梳理和分析人類社會各個歷史階段自然觀的內涵及其變革，以及這種變革所引發的方法論創新與科學革命——“大寫的科學革命”。這是對科學史的歷史學、哲學以及（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揚棄和超越。

重構科學思想史

《中國科學報》：你對科學思想史的梳理是從史前神話宗教、古希臘自然哲學開始的，它們距離科學誕生的時刻很遙遠，為什么要還原這段歷史？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劉大椿評論認為，你是以反科學主義的科學觀念來統領這本書的，你的用意是什么？

肖顯靜：科學思想史是人類思想史的一個分支。在史前時期，人類就有神學自然觀，科學思想的萌芽就深蘊在這一觀念之中。到了古希臘時期，在神學自然觀占據主導地位的同時，古希臘自然哲學誕生了。其中既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成分，也含有許多非科學乃至反科學的思想成分，科學還沒有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但是，沒有從神學和哲學中獨立出來的科學也是科學，也是關于自然的認識。科學思想史的梳理不能沒有它們。

此后，古希臘自然哲學在公元前2世紀突然衰落了，之后歷經曲折，在中世紀晚期的西方得以復興。從“依附于”神學走向“獨立于”神學，之后發生了“大寫的近代科學革命”。這次革命的發生，一定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在神學自然觀背景下，對萬物有靈論以及古希臘自然哲學的革命。所有的革命者幾乎既是科學的革命家，也是神學的信仰者。

由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引發的“大寫的科學革命”，并非是唯一的、脫離哲學和社會的、一勞永逸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沿著事先預定好的路徑邁進的。在科學革命的過程中，科學家并非總是客觀的、理性的、沒有信念基礎的，科學方法并非總是固定的、程式化的和有效的，科學概念并非總是明確的、不容置疑的，科學事實并非總是準確的、確定的，科學認識并非總是正確的、無疑的、不需改進的，科學理論預測并非總是準確的，科學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并非總是有效的和不成問題的。一句話，“大寫的科學革命”是反科學主義的。

《中國科學報》：在重構科學思想史的過程中，你的研究如何體現創新？比如，你把研究定位在“大寫的科學革命”這一新概念上，并提出不同歷史階段科學特征的演變過程：由“神學式科學”走向“哲學式科學”，由“機械式科學”走向“有機式科學”“地方性科學”……

肖顯靜：在國外，有關科學革命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絕大多數主要是在科學內史基礎上進行的，也有一些在科學外史基礎上進行，像本書那樣以“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為主線，進行“大寫的科學革命”思想史的研究前所未見。本書之所以提出“大寫的科學革命”的概念，主要與本人所進行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生態學范式爭論的哲學研究”有關，也受到科恩《科學中的革命》書中“Scientific Revolution”一詞的影響，更受到高爾基“大寫的人”的啟發。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來自澄清庫恩“范式”定義的模糊性和學界關于科學革命的爭論的沖動。

在深入廣泛研究的基礎上，我把庫恩所提出的“范式”分為抽象的哲學層面范式和具體的科學層面范式，由此提出并且區分了“大寫的”和“小寫的”科學革命，并以“大寫的科學革命”統領全書，其間穿插“小寫的科學革命”。這是對庫恩“范式”概念以及“科學革命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據此，不僅能夠呈現人類歷史上不同發展階段的“大寫的科學革命”的發生及其相應的科學特征，而且還能夠區分“大寫的”和“小寫的”科學革命，進而對其中的范式轉換以及科學革命的演進模式作出明確判斷。

需要加強科學思想史教育

《中國科學報》：你在書的最后針對近代科學的環境影響，對科學與環境問題的產生及其解決的哲學展開研究，認為近代科學的本質是其應用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要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進行新的科學革命，發展一種既有利于環保也有利于經濟的“地方性科學”。從“歷史”到“未來”是一種研究的創新，但把未來科學視為“地方性科學”是否可能存在一些爭議，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肖顯靜：以往的科學思想史不涉及未來科學，也很少考慮未來科學革命。這就失去了科學思想史“知往而鑒今”的功能。事實上，一部科學思想史，不單純是一部科學認識的思想史，還應該是一部科學認識應用的思想史。鑒于此，對近代科學的應用進行哲學的反思，明確其應用的得失，指明其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必要的。可以說“地方性科學”就是這樣提出的。它將科學思想史的研究，從歷史層面擴展到現實和未來層面，從科學的認識層面擴展到科學的應用層面，意義重大。

當然，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會引起爭議，比如它與傳統的地方性知識、傳統的科學認識有什么區別？它的普遍性怎樣？一種不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性科學”還是科學嗎？關于這些問題，我于2017年發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的“走向‘第三種科學’：地方性科學”一文中已經作了部分回答。而且，根據本人的生態學哲學研究，生態學雖然是現代科學，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地方性科學”，它對自然的認識也在“回歸自然”“順應自然”，它的應用目標“既環保又經濟”。它與傳統的地方性科學以及傳統科學都不一樣，很大程度上不具有普遍性，但它仍然是一種科學。

《中國科學報》：中國科技發展正處于階段性跨越的關鍵節點，科學共同體了解、學習科學思想史有著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肖顯靜：在中國，不缺通史性的科學知識史著作，也不缺科學知識學科史著作，更不缺理想的科學主義的科學史讀物或者科普讀物，缺的是展現科學知識來龍去脈的科學思想史。

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這種歷史的缺失導致中國的科學共同體天然缺少對科學革命尤其是“大寫的科學革命”的深刻理解，不了解科學革命的發生并不單純是具體化的科學認識革命，還是抽象化的哲學基礎革命，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革命，從而在現代科學的研究中不能深刻理解科學與哲學的關系，自覺地進行哲學層面的范式變革，以推進現代科學革命性的研究，所做的只是把國外基于哲學層面范式創新基礎上的科學認識用于現代科學的研究及實踐應用。

改變這種狀況的一個必要措施是，加強中國科學共同體的科學思想史教育，提升他們的科學革命素養，讓他們了解科學革命的歷史，理解科學革命的內涵，洞察“大寫的科學革命”與自然觀變革、方法論創新之間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