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未發生SRF的患者相比，發生SRF的患者入院時的HBP和IL-6水平更高（圖2A和2B）。單因素分析顯示8個變量與SRF的發生有關：男性、CCI>2、SOFA評分>3、PSI>87、實體惡性腫瘤史、入院時中性粒細胞絕對值>4300/mm3、IL-6>30pg/mL、HBP>18 ng/mL（補充表1和表2、表1）。經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與SRF發生相關的變量僅SOFA評分>3分，PSI>87，IL-6>30pg/mL，HBP>18 ng/mL（表1）。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IL-6和HBP的升高是SRF發生的獨立預測因子。事實上，當IL-6單獨升高時，發生SRF的概率為33.3%，而當IL-6和HBP同時升高時，這一概率顯著增加（圖2C）。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入院時HBP＞18 ng/mL、IL-6＞30pg/mL是發生SRF的獨立危險因素。兩者聯合預測SRF的敏感性、特異性、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59.1%、96.3%、83.9%和87.8%。
28天死亡患者入院時HBP和IL-6水平高于28天存活的患者（圖3A和3B）。單因素分析顯示：CCI>2、SOFA評分>3、PSI>87、COPD病史、入院時淋巴細胞絕對計數<915/mm3、IL-6>30pg/mL、HBP>35 ng/mL等7個因素與28d死亡率相關（補充表3、表4和表2）。經Cox逐步回歸分析發現，與28天死亡率相關的變量僅有COPD病史、入院時淋巴細胞絕對計數<915/mm3、IL-6>30pg/mL和HBP>35 ng/mL（表2）。隨著SRF的發展，多變量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IL-6和HBP的升高均為不良結局的獨立預測因子。這使得我們假設兩者提供了不同的信息，應該整合到一個預測模型中。數據顯示，IL-6和HBP濃度均升高的患者距死亡時間則更短（圖3C）。Cox回歸分析顯示入院時HBP＞35 ng/mL和IL-6＞30pg/mL是28天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兩者聯合預測28天死亡率的敏感度、特異性、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69.2%、92.7%、42.9%和97.5%。
討論
本研究表明，HBP和IL-6聯合檢測可以預測新冠肺炎患者的結局。這兩個生物標志物對新冠肺炎患者SRF的發生以及28天死亡率具有預測價值。當兩者聯合使用時，由于特異性和陰性預測值均在90%以上，因此兩者具有很好的排除價值。兩者聯合使用的預后表現顯著高于單獨使用，提示HBP和IL-6直接參與了重癥新冠肺炎的發病過程。
我們的研究結果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了一個新的預測評分，即結合入院時IL-6和HBP的水平。使用生物標志物的不同cut-off值，該評分可以預測發生SRF的可能性和28天預后。有必要進一步研究HBP在重癥新冠肺炎發病機制中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