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公共衛生全球化的挑戰與機遇

　　因全球化進程引發或加速的宏觀社會經濟變遷，其中包括經濟一體化、工業化、城市化、人口遷徙、貧富兩極分化、環境退化乃至全球氣候變暖等等，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了“地球村”人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勢不可擋的全球化也無可規避地制造、催生并加劇了大量公共衛生問題，并戲劇性地改變了全球疾病譜。當前，無論是傳染性疾病、非傳染性疾病抑或對大眾健康的其他威脅，正逐漸變成越來越復雜化且多樣化的全球性挑戰。

　　遭遇疾病全球化威脅

　　全世界正面臨日趨嚴重的非傳染性疾病的威脅。在20世紀，由于抗生素和疫苗的發明和普遍使用，加之其他公共衛生干預等，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傳染性疾病的發病和死亡負擔已大為降低。伴隨全球化的推進，人們的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轉變。諸如心腦血管疾病、肥胖癥、惡性腫瘤、中風、糖尿病等原先被視為富裕社會獨有現象的非傳染性慢性病也開始侵擾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中國家死于非傳染病和傷損的人數也迅速上升，并超過傳染病帶來的疾病和死亡負擔。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12年世界衛生統計》報告顯示，全球1/3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壓，1/10的人患有糖尿病，12%的人患有肥胖癥。僅2008年，全球約有3600萬人死于非傳染疾病，約占當年世界死亡總人口的63%。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人口老齡化趨勢會不斷加劇，未來死于非傳染疾病的人數還將繼續增多。該統計報告預計，到2030年，全球死于非傳染疾病的人口將增至 5500萬。

　　與此同時，各種新舊傳染病仍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急劇變遷，像肺結核、瘧疾、梅毒等死灰復燃。其中，結核病是全世界傳染病中的最大殺手，每年奪去約200萬~300萬人的生命。值得關注的是，大流感、瘧疾、結核病等傳統疾病不斷產生變種，并增強了抗藥性，從而使這些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變得更加繁復。更令人擔憂的是，艾滋病、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和禽流感等具有更強傳播性與更大威脅性的一些新型傳染病，也開始滋生和蔓延。這些傳染病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演變為跨國越界的全球性危機，因而對全球公共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復雜多變的全球化過程使病媒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將疾病和死亡風險帶到地球各個角落。艾滋病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便是疾病全球化的一個典型例子。自1981年美國發現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以來，艾滋病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散。不管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如何，迄今幾乎沒有任何國家能將艾滋病阻擋在國門之外。盡管國際社會、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都作了不懈的努力，但艾滋病仍在全球范圍內肆虐。

　　公共衛生危機愈發不可控

　　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里，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也變得難以預料，并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動態模式。2003年SARS的暴發和傳播便是一個明證。該疫情源于廣東，但很快沿國際航線在半年之間迅速蔓延到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造成8000多人發病，700多人死亡。SARS時疫不僅對人類健康構成了巨大威脅，而且對一些國家、地區的社會、經濟乃至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亞洲各國總的花銷和商業損失估計高達600億美元。繼SARS之后，禽流感、甲型H1N1等在全球傳播的傳染性疾病也接踵而至。這類傳染病引發的全球性危機不僅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而且還影響到全球安全。諸如此類的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還有可能在“地球村”不斷上演。

　　當代的全球化進程無疑對人類可持續發展構成了挑戰。人員、貨物、資本、技術及思想文化往往以超乎人們想象的規模和速度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食品生產、制造和銷售全球化了，旅游業全球化了，因廣告和營銷策略的全球傳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全球航空公司每年運載的乘客高達20億人次，在人類和貨物快速流向世界各個角落的同時，也有可能使傳染性疾病隨之在短短數小時之內由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

　　一些時疫不但會傳播得更遙遠，而且有可能擴散到地球每一個角落，從而對全球每個人構成威脅。全球化有可能使來自異域的地方性瘟疫演變成為全球性災難。公共衛生問題的跨國化意味著人類健康的決定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本國的地理疆界之內，而且充滿了未知數和不確定性。這導致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難以孤軍抗擊一些全球性疾病的入侵和蔓延。

　　公共衛生全球化的考驗

　　在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時代，地區和國家之間以及一國之內不同人口群體之間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也日益體現為健康狀況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由于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窮人與富人以及女性與男性之間的發展鴻溝越來越大，不同人群在醫療保健服務利用上的差距也變得越來越大。放眼全球，因全球化過程而擴大的健康不公平大大加劇了弱勢人群的健康風險和脆弱性。迄今全世界每年仍有1000多萬兒童和孕婦死于可以預防或醫治的疾病。國與國之間的預期壽命之差高達近50歲，一國之內有的也相差20歲以上。這顯然都是全球和地方各級權力失衡和社會極度不公平的產物。單靠各國各自為戰顯然是難以戰勝的。

　　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全球化時代，很多公共衛生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更多的則是因全球化過程而變復雜化了，或因全球化沖擊而前所未有地被凸顯和放大。公共衛生問題的全球化使該領域的國際合作變得十分迫切且極其必要。世界各國的依存性和脆弱性因此成為刺激公共衛生領域國際合作的一個助推器。

　　公共衛生問題的跨國化也促進了公共衛生干預的全球化。鑒于公共衛生干預對于改善人類生活質量和福祉的巨大潛力，以聯合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介入其中并進行了大量干預。公共衛生問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國際發展議程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之下，聯合國系統對健康與發展采取了以人權為本的整合性探討。2000年通過的《聯合國千年宣言》及據此制定的千年發展目標，將健康置于發展議程的核心位置。最初制定的千年發展目標的八大目標中有三大項、18項具體目標中有8項、48個指標中有18項都同健康有關。這三大目標分別是：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孕產婦健康、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艾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這是國際社會迄今所作出的最雄心勃勃的發展承諾，也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干預方面國際合作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近年來，有關健康與發展的國際政策與立法措施不斷推出，而且愈來愈關注全球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例如2005年第六屆健康促進國際大會通過的《關于在全球化世界中健康促進的曼谷憲章》。同時，各國在加強全球防范并應對共同挑戰上也達成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其中，《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3年)和《國際衛生條例》(2005年)是國際公共衛生政策新發展的兩個標志性成果。

　　概言之，全球化既導致或加劇了大量跨國化和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也為公共衛生領域的干預提供了各種新機遇。在這樣一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時代，全球重構對公共衛生的影響，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都是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政策問題。作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顯然不能對健康風險和疾病的全球化掉以輕心。利用全球變遷提供的機會在國際經驗與本土實踐的撞擊中尋找應對全球性公共衛生挑戰的創新戰略，無疑已成為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一項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