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變異”：降耗沖動下的錯殺式淘汰

　　距離“十一五”收官還有40天，節能減排開始進入沖刺階段

　　近日，國家發改委公布全國30個省市前三季度節能減排目標完成情況，其中遼寧等5個省市節能降耗預警等級為一級，江蘇等5個省市為二級，其它20省市處于三級預警。

　　而根據國家發改委的預警等級定義，一級預警為節能形勢嚴峻，須及時、有序、有力啟動預警調控方案；二級預警為節能形勢比較嚴峻，須適時啟動預警調控方案；三級預警為節能進展基本順利，須密切關注能耗強度變化趨勢。

　　按照統計報告，1/3的省市節能形勢仍很嚴峻。而當節能減排直接掛鉤“一票否決”后，各地對節能降耗的重視毋庸置疑，在這種形勢下，限產、拉閘限電、柴油機發電等針對性舉措層出不窮。這樣的節能減排，對居民生活，對企業生產，對經濟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降耗“沖動”

　　當節能降耗演變成“節能降電”后，激進、沖動的降耗手段頻繁上演

　　11月12日，孫廣才又到門口的小商店里買了100根蠟燭，當拉閘限電讓電燈成為擺設后，這些蠟燭是他未來一個月的主要照明工具。

　　孫廣才是安徽滁州市全椒縣的一個普通居民。半個多月前，全椒縣委書記、縣長語重心長地給全縣人民寫了封公開信，希望“廣大居民和社會各界”支持限電。10月28日，該縣出臺控電方案，“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電，實行分時供電，供電時段為：6:00~8:30；11:00~13:30；16:00~23:00。”

　　居民開始搶購蠟燭。進入21世紀就很少使用的蠟燭，又成為他們生活的必需品。不過，有更為“聰明”的選擇。通知發出當日，全椒縣的蠟燭和柴油發電機全面脫銷，大量的中小企業則仰仗柴油機發電維持生產。

　　就在全椒縣控電方案出臺的同日，國家工信部新聞發言人朱宏任在國新辦的發布會上表示：絕不允許個別地區以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為名，采取拉閘限電影響群眾生活的行為。

　　但朱宏任同時表示：工信部將堅定不移地推動和完成節能降耗，即“十一五”期間，全國萬元GDP能耗標準較之“十五”末降低20%。

　　距離“十一五”收官僅余一個多月，“節能降耗”的任務日益緊迫，工信部的“堅定不移”也促使各地“下鐵的決心、用鐵的手腕、以鐵的紀律”推動降耗，并將之與官員烏紗緊密掛鉤。中央強令推行的節能降耗在地方漸漸變異成為“節能降電”。

　　指標式限電

　　今年6月的節能考核“新政”讓電耗成為萬元GDP考核的標桿，而這一“新政”直接推動的結果是：各地開始制定月度用電指標。這也是拉閘限電的主要動因。

　　11月12日，全椒縣經委相關負責人向《財經國家周刊》透露了該縣的用電賬本：按照滁州市政府的用電指標，截至10月19日，全椒縣全縣用電超標355萬度，到了10月27日，超標用電量增至388萬度。

　　為完成上級政府的用電指標，全椒縣只能將超標電量在隨后的時間內分解均攤。10月28日，該縣下發《控電方案》，要求自10月30日至11月10日，全縣日用電量為66萬度，而到11月10日，全縣日均用電量調控目標為31.6萬度。上述經委負責人表示，該縣調控前的日均用電量接近100萬度。

　　為了完成指標，全椒縣開足馬力拉閘，從10月20日開始，該縣日實際用電量降到56萬度，相當于平時的一半。

　　自10月中旬開始，按照縣里的停電方案，縣城每天停電11.5小時，而農村則每天停電13.5小時。

　　比全椒縣拉閘力度更大的是與全椒接壤的明光縣，該縣城區每天上午11：30~12：30供電、下午17：00~19：30供電，而農村只在每晚18:00~20:00供電，其它時間一律停電。

　　“不停電怎么辦？市里給出了全年的用電指標，我們只能層層分解。”明光縣宣傳部一位人士說。他告訴記者，自己的父母住在農村，其孝敬父母的一些肉產品大都壞在斷電的冰箱里了。

　　突如其來的考核“新政”讓全國各地的節能降耗大戶都倍感壓力。按照最初的綜合能耗計算辦法，山西省朔州市今年前3季度的萬元GDP綜合能耗同比下降了16.54％，但其萬元GDP電耗卻同比增長了3.65%。

　　根據用電指標，朔州市2010年全年用電量不得超過62.87億度，月均用電量5.24億度，而11、12兩個月，該市的用電指標只留下7.4億度，月均用電量僅剩3.7億度。

　　“一方面要保GDP，另一方面要降低電耗，壓力非常大。”溫州市經貿委副主任李祖言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坦言。

　　尷尬的拉閘

　　今年下半年，位于杭州千島湖邊上的農夫山泉同樣產品的兩個工廠遭遇了冰火兩重天的對待——淳安縣的工廠被要求限產停電，而位于建德市的工廠則被鼓勵生產。

　　淳安縣和建德市都屬于杭州市管轄，前者系浙江為數不多的欠發達縣市，其萬元GDP能耗標準只有0.38噸標準煤，遠低于2009年年底全國1.027和浙江省0.74噸標準煤的能耗標準，這一能耗標準甚至低于日本的能耗。

　　除了農夫山泉和千島湖啤酒公司，整個淳安縣幾乎沒有任何大型工業企業，即便如此，淳安縣仍舊需要完成浙江省制定的節能降耗和用電指標。

　　和淳安不同，建德市集中了大量化纖等高耗能企業，該市不但在拉閘名單中放過了農夫山泉工廠，還鼓勵該工廠多生產。“（建德市）隨便關停幾個小鋼廠、小水泥廠就能完成降耗指標。”杭州市經貿委一位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節能降耗對于耗能指標本來就低或欠發達地區更為嚴峻。

　　“我們能怎么限電？把酒店關了，讓來千島湖旅游的游客都住帳篷？”淳安縣經貿局一位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農夫山泉是淳安縣最大的用電企業，調控農夫山泉的用電量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實際上我們也不忍心，農夫山泉的能耗可能只有0.1噸標準煤。”

　　“讓淳安完成20%的（節能降耗）政策性指標？這不可能！”杭州市經貿委副主任徐虎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綜合杭州市整體節能降耗的情況，杭州市并沒有強令淳安縣必須完成20%的政策性指標，在與省里一番討價還價后，整個“十一五”期間淳安縣的降耗指標定為12%。

　　而在上述淳安縣經貿局負責人看來，12%的指標也很難，“唯一能做的就是接著讓農夫山泉停產。”

　　淳安的境遇迫使農夫山泉的負責人頻頻造訪杭州市經貿委，但得到的答復是“我們也需要平衡各地的意見，能耗低也不能不降電。”

　　實際上，農夫山泉在杭州的境遇擴大至全國范圍更加明顯，甚至一些地方淘汰的落后產能，在另一地區換個頭銜繼續上馬。

　　“溫州有20多家制革企業名列工信部《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但大量轉移至山東、安徽等地的溫州制革企業則根本沒事。”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溫州有近100家制革企業將生產工廠整體轉移至山東濱州，這些企業沒有一家被列入《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

　　待遇的天壤之別讓周百思不得其解。此前周德文曾多次陪同溫州皮革商北上濱州，在他看來，遷往濱州的皮革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節能降耗的舉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發達地區的落后產能在落后地區甚至被當作先進產能加以引進。根據浙江省經信委的要求，直徑3.0米以下的水泥磨機年內必須淘汰，而在江西，直徑2.4米、耗能更高的水泥磨機還被列為先進產能。

　　“全國各地當前的能耗標準參差不齊，搞20%的（一刀切）只能讓各地政府胡亂行政。”浙江省經信委一位官員說，浙江高耗能企業較為集中的衢州市萬元GDP能耗標準為1.7噸標準煤，而能耗標準較低的溫州、臺州則分別為0.62和0.53噸標準煤，“你讓溫州、臺州和衢州同樣降耗20%，這本身就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錯殺式淘汰

　　一個在山西朔州廣泛流傳的故事是，懷仁縣生產水泥的宏豐建材，歷史上并不重視節能報表，統計員從來是隨意亂填，結果報到國家統計局的能耗數字過高，成了“落后生產力”和“關停對象”。

　　宏豐建材的老板把統計員罵了個半死，還多次找到朔州統計局，想要改掉能耗數字，得到的答復是“改不了”，上了關停名單就必須關停。

　　宏豐的“被關停”并非個案。10月中旬，浙江省經信委一位官員向《財經國家周刊》證實，該省也有兩家企業“因為填錯了能耗數字”而登上了工信部《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而按照國家的能耗標準，這兩家企業并不在高耗能之列。

　　“那能怎么辦？既然上了名單，就必須按照部署進行淘汰。”該官員告訴記者，浙江省經信委曾經專門針對這兩家被“錯報”的企業召開專題會議，研究的結果是“要言必信、行必果”。而在地方政府的壓力和允諾下，被錯殺的兩家企業接受了“被高耗”的既定事實。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電話采訪時，工信部節能司一位官員并不否認有“錯殺”的發生。“（淘汰落后產能）名單（涉及）18個行業、2087家企業，有個別錯報也是可能的。”

　　這份詳細到具體企業和生產線的龐大淘汰名單，是由地方政府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匯總上報的，而這其中，一部分是企業自主上報，另有相當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根據企業此前上報的數據整理匯總。

　　倉促匯總龐雜的耗能數據，一方面導致錯殺，同時也使得很多“前高耗能”企業再次進入淘汰名單。 11月14日，杭州一家水泥企業的負責人無奈地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自從登上了工信部的《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公司已經陷入經營困局，“很難走出來了。”

　　記者在工信部的名單中看到，該企業共需淘汰5條水泥生產線，涉及產能50多萬噸，而這些所謂的高耗能早在一年前已經淘汰，在接受多家媒體采訪時，這位負責人多次批評負責統計工作的經貿委，這也招致官方強硬的“封口令”。

　　記者在實際采訪時發現，《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名單》中有上百家企業正被“錯殺”。“最可笑的是湖州恒豐印染，他們的名字都改成眾發鋁業了，工信部的淘汰名單里竟然還要求他們淘汰（9000萬米）印染布。”上述杭州水泥企業負責人表示。

　　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已經更名為眾發鋁業的恒豐印染張姓辦公室人員也表示費解，該公司早在一年前已經由印染企業轉型為鋁合金公司。

　　新高耗滋生

　　“節能降電”除刺激了蠟燭消費，還極大地帶動了柴油機的銷售，但這一方面增加了本就緊張的柴油供需關系，另一方面也使得電力層面的節能在油品方面產生新的高耗。

　　有報道說，據中石化內部調研，國內幾家主要生產大功率柴油發電機的企業，10月份的訂單和銷售量比9月份增長近200%，企業對發電機的需求出現暴增局面。

　　對此，華北鼎新發電設備（北京）有限公司負責人張輝告訴記者，說增長200%可能有些夸張，但市場銷售火爆是事實。以往在十一之后是柴油機銷售的淡季，但今年卻是淡季不淡，銷量大概是以前的一倍左右。

　　在溫州市，一到斷電時間，滿大街都彌散著濃濃的柴油味，一些家庭作坊企業甚至大量囤積油品對外銷售，這也導致柴油的需求和價格隨之飆升。

　　而在全椒縣，縣政府甚至明確指定了自主發電補償措施：支持一切擁有自備電源的單位使用自備電源，縣里將給予每一度電一元的獎勵。

　　該縣的另一個舉措是，對工業企業購買柴油發電機提供專項補助，其中規模以上企業補助5000元，規模以下企業補助2000元。一時間，柴油機生意興隆，黑煙塵籠罩城市。

　　實際上，柴油機發電帶來的能耗和污染，與節能降耗的目標背道而馳。山東華力發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趙艷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柴油發電機每度電需消耗約200克柴油，按照11月9日中石化零號柴油在京津唐地區主營單位每噸7500元的報價，每度電的成本高達1.6元，而北京市工業用電均價約為0.6元。

　　“一味的將能耗等同于電耗，不僅讓地方政府有了作弊降耗的可能，也滋生了另一種高耗和能源緊缺。”浙江省政府參事室一位專家表示，汽柴油消耗沒有被列入節能減排指標是節能降耗的一大失誤，“‘十二五’期間，僅僅是汽車產生的能耗我們都難以消化。”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安徽、浙江、河北等省經信委紛紛表示將在12月份展開新一輪節能降耗行動，而隨著“十一五”臨近收官，更為激進的節能降電舉措或將頻繁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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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都”的犧牲

　　“以電為綱”的節能考核，不吝一味猛藥；在節能指標漸行漸近之時，基層官員、地方經濟和廣大民生都在經歷痛苦煎熬

　　11月8日晚11時，位于雁門關外的“煤電之都”山西朔州籠罩在黑暗之中。

　　昔日燈火通明的北城開發區，朔風凜冽，寥寥數盞路燈孤獨地亮著。更多的大街則是漆黑一片，只有汽車劃出的光柱，才能讓藏匿在黑暗中的行人驚鴻一現。

　　從9月1日開始，這個城市的路燈只亮一半，并提前1小時關閉；當地的69家高耗電企業，全部被限電停產。

　　過去5年，很少有人意識到，“十一五”的節能大考，竟會以如此方式席卷中國。

　　電力“被短缺”?

　　朔州，煤電之都。年產1.3億噸電煤，僅次于鄂爾多斯，大多通過大秦鐵路運往秦皇島，爾后出渤海南下；火電裝機容量近500萬千瓦，所發電84%輸往京津唐，點燃京城1/5路燈。

　　無人料到，這樣的能源富地，在2010年秋冬之交，突然開始“拉閘限電”。

　　從9月1日起，朔州69家地方企業分3批被限電，市區所有景觀燈，每天只準開1.5小時。

　　壓力，來自“節能減排一票否決”。山西省長王君已在不同場合談到減排：“這個事不商量，誰的孩子誰抱走。”

　　和河北、安徽等地頻頻對居民用電“下手”不同，朔州的拉閘目前只限于工業和景觀用電。

　　在“十一五”的前4年，朔州都是節能減排的“好孩子”：去年年底，因為成績卓著，朔州市長馮改朵還被評為“中國節能減排二十佳市長”。

　　今年7月初，在朔州全市“節能降耗電視電話會議”上，馮改朵卻說“不論采取什么措施，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都要完成“十一五”節能目標。

　　變化來自今年6月的節能考核“新政”：國家實行以萬元GDP電耗為“標桿”的節能考核辦法；且萬元GDP綜合能耗與萬元GDP電耗的降幅上下相差不得超5個百分點，否則就有弄虛作假之嫌。

　　上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萬元GDP綜合能耗和電耗降幅相差甚遠、甚至方向背離的情形，已屢見不鮮。

　　見到朔州市經貿委主任孔慶虎前，他正和朔州的電網企業在辦公室激烈交鋒：當地一家耗電大戶水泥廠被限電停產后，又偷偷恢復了生產——許多工廠的生產、民用和取暖用電是同一線路，這讓拉閘與“保民用”發生了碰撞。

　　孔的辦法是：責成電網給被限電企業裝上“電力負荷控制系統”，一旦超負荷，立即自動跳閘。

　　說是限電，其實就是讓徹底停產。盡管朔州宣布對“限制類企業”執行每度0.3元的懲罰性電價，但其已無用武之地。

　　目前，朔州經貿委資源科的干部們，日夜在“被停產”的69家企業巡邏，防止這些企業“偷電”。而這些企業，此前均和電網簽有供電合同，如此限電有違《電力法》。

　　節能任務“鐵定完不成”?

　　據測算，今年朔州萬元GDP綜合能耗必須下降7.1%，才能完成“十一五”計劃。按照“新標桿”，萬元GDP電耗必須降低2.1%以上，才算真正完成目標。

　　一邊拉閘，朔州市政府一邊提出“五保”，即保居民用電、保冬季供暖、保煤礦生產、保電氣化鐵路運行、保陜京天然氣管道加壓。

　　這“五保”，都是底線：居民用電和供暖涉及民生和穩定，自不待言；朔州煤礦生產除涉及全國冬季供煤，也有確保安全的因素；而大秦鐵路在朔州境內有3個牽引變電站，陜京天然氣管道在朔州設有加壓站，如若限電，后果不堪設想。

　　朔州經貿委做了測算，要達到“五保”，11、12月最起碼用電5.82億度，而該市11、12月全額用電指標為7.4億度，“五保”之外的其它用電指標只剩下1.58億度。

　　然而，朔州的近500萬火電裝機，每月至少要自用電2億度。這意味著，如果不對3/4的火電機組進行停機，朔州的節能任務“鐵定完不成”。

　　朔州的神頭一電、二電等電廠，是京津唐電網主力電廠。涉及首都供電安全，已成政治問題。朔州市最后將電廠停機的“緊急申請報告”打往山西省政府“應急辦”，而對方一直沒有答復，“這樣拖下去，朔州肯定完不成”。

　　事實上，在臨汾等地，已有電廠因節能被暫時停機。山西省電力公司日前發出警告，目前該省最大停機容量已達259.5萬千瓦，這導致“史上最嚴峻缺電形勢可能出現”。

　　“貢獻型經濟”的尷尬

　　朔州當地的火電廠，“把污染留在當地，把清風送往首都”。每年250億度的發電量，80%以上通過超高壓輸電線路送往北京。因為實行坑口低電價，這些電廠占用了朔州40%的用電指標，卻只產生了6%的GDP。

　　“做大GDP分母，減小電耗分子”，這是地方降低能耗的基本方法，“但用40%的電耗去支持6%的GDP，這樣的考核體制肯定有問題。”朔州官員對此頗有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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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所屬的發電廠一枝獨大，卻少受地方節制——這已成朔州官員的最大心病。

　　采訪中，朔州一些官員很是羨慕山西晉城等城市，“那里有大化工，隨便關停一個就能完成任務，不像朔州地方企業，都是些小山藥蛋。”

　　朔州市的“上書”，是實情，亦是博弈手段。朔州部分官員坦言，“十一五”后，必然要對完不成節能減排的地方官員進行問責，“朔州的特殊情況，上級總要考慮一下吧。”

　　除了惹不起的諸電廠，朔州市境內還有些“更硬的茬”：中國能源命脈的大秦鐵路，年發運電煤4億噸，每年占用朔州2.3億度的電耗指標；陜京天然氣3線，加壓站每月占用朔州600多萬度電耗指標；“這些都只產生分子，卻不產生分母”——這些企業，產值并不在朔州統計。

　　“我現在是又賣矛，又賣盾。”孔慶虎很無奈。他認為，這種情形，等于山西為首都、為全國節能減排做貢獻，卻沒有相應的補償機制。

　　朔州市統計局能源中心主任張東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電耗絕對是最準確的指標，“但以前沒有這樣統計，現在突然這樣統計”，導致地方措手不及。

　　朔州市煤炭局副局長高勇告訴記者，朔州煤炭的資源整合、兼并重組一直走在山西最前列，67座地方煤礦中，單井年產已達130萬噸。在2005年時，這里的多數礦井實行炮采，用電量有限；但現在均實行綜采，導致用電量突飛猛進。

　　神頭泉，每秒涌水8立方，是朔州最大的水源，也是桑干河的源頭。建在神頭泉附近的一電廠和二電廠，均以該泉水為冷卻水源。從2005年開始，為保證北京官廳水庫用水，朔州新上馬的電廠均開始使用風冷，雖然自耗電量超過水冷機組，但卻節約了寶貴水源。但如今，這些耗電較高的風冷電廠“卻不招人待見”。

　　中煤集團朔州格瑞特矸石電廠，去年剛剛投產。總經理助理史劍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格瑞特是典型的循環經濟企業，采用兩臺13.5萬千瓦的風冷機組，每年可消化130萬噸煤矸石。

　　該廠的設備，已經是非常先進的機組，每天補水不過幾十噸；但32臺132KW的冷卻風扇24小時不停運轉，每天耗電頗多。

　　為了響應朔州市政府“電廠自用電率下降0.5%”的號召，該電廠投資了20多萬元，把廠區的照明燈全部換成了節能燈；下一步，準備再投資300萬元，為4臺凝結水泵上馬“高壓變頻”。

　　“對我們而言，下降0.5%太難了。”在格瑞特的廠區，許多路燈黑壓壓一片，“電廠本該燈火通明的。”史劍苦笑。

　　這也是全山西的尷尬。作為“華北水塔”的山西，近年主推“輸煤變輸電”的調產政策，使得風冷電廠遍地開花；而目前力推煤炭綜采，消滅90萬噸以下煤礦，也導致用電量與日俱增。

　　山西省商務廳一不愿具名的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山西煤炭豐富、電價低廉，歷來高耗電企業云集；國家選定的千家重點耗能工業企業，山西居然占到90家，“前些年大力招商引資，許多高耗能、高耗電企業落戶山西”，“當時只注意減排，沒人注意節能，現在問題終于出來了”。

　　《財經國家周刊》在各地了解到，環評一直是項目立項的前置條件，這使新項目的減排工作普遍進展順利；但是，本該也是前置條件的“項目節能評估審查”卻一直未引起足夠重視，“以前只是一項統計指標，今年后半年突然開始嚴格執行”。

　　“十一五節能”遺產

　　席卷全國的“保節能”拉閘限電，導致生產秩序被打亂。

　　產能一直嚴重過剩的鐵合金、電石、水泥等高耗能產品，突然進入“賣方市場”。這些，均是朔州的拳頭產品；但是，諸多企業只有望市場而興嘆。

　　“水泥市場價每噸漲了60元。”11月9日下午，獅頭股份(600539.SH)朔州分公司供應科的邊國繁等人無所事事，“你有再多錢也買不到貨。”

　　這個年產50萬噸水泥的當地龍頭企業，在10月9日被拉閘限電，導致停產。此前，朔州一條鐵路專用線和引黃工程正在緊張施工，該企業是這兩項工程的主供貨商。

　　“可能會引發大量合同糾紛，引發千萬以上的索賠。”邊國繁告訴記者，鐵路橋梁等工程需要連續澆筑混凝土，“一旦中斷，許多工程就整體報廢。”

　　水泥廠位于神頭鎮毛道村，從廠區往南望去，神頭泉附近的大批火電冷卻塔清晰可辨。“離電廠這么近，怎么就突然缺電了呢？”該企業幾名工人和保安很不理解，“我們每月效益工資只有1500元，這樣停下去，讓我們吃什么？”

　　朔州經貿委主任孔慶虎更擔心的是，諸多高耗能企業已經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下苦熬了兩年；如今好不容易遇到市場回暖，卻遭遇節能減排，“這樣到年底，這些企業就可能無法恢復元氣，徹底死掉了。”

　　中國能源專家、原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大地不久前到朔州調研，孔慶虎向其述說了基層的節能煩惱：“‘十二五’的盤子不能再這樣簡單地按地區搞一刀切，否則節能減排就走入了死胡同，產業就全部死光了。”

　　“‘十二五’期間，應該認認真真考慮以產業、行業定能耗，不要再以區域定能耗。”孔慶虎建議，“比如給電廠煤耗定下標準，達不到的可以強行技改，再達不到則關掉，這樣不會對企業造成傷害”。

　　“盡管考核指標和節能手段都存在很多問題，但政府和企業都開始真正重視節能了。”張東升等人認為，這是今年節能大考的最大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