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科研誠信和規范，必須從“頭”做起

　　強調科研誠信和規范，是我國教育科技事業健康發展面臨的突出而艱巨的任務。不可否認，近些年來國內學術不端事件屢屢出現，嚴重損壞了我國學術的國內外聲譽，更讓我國教育科研創新遭受重創。

　　事實上，國家對科研誠信和規范建設不可謂不上心。早在2002年2月教育部就印發了《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之后又有多份相關文件陸續出臺，近年更是集中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科研誠信案件調查處理規則（試行）》《醫學科研誠信和相關行為規范》等一系列文件。然而，有一個問題相當尖銳且無法回避，那就是國家三令五申要嚴懲一切學術不端行為，但執行起來卻往往無從下手，治理效果也并不十分明顯。

　　根據社會心理學中個體觀念與行為的影響理論，要讓學術團體中的各個成員遵守科研誠信和規范，團體“權威”起決定作用。團體“權威”是一種制度化的權力，它包括團體規范和領袖意志。具體到科研誠信和規范，無疑團體中能夠制定團體規范并確保其實施的關鍵人物是科研活動中處于上層的管理者、評價者和學科帶頭人（“三類人”簡稱“頭”）。所以，要把科研誠信和規范落到實處，從“頭”做起刻不容緩。

　　第一，領導干部要切實擔負起誠信管理的主體職責。當下國內學界之所以會出現違背科研誠信和規范的“頑疾”問題，一些學術團體的管理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很多時候，這些團體的領導干部對部門中存在的學術不端問題心知肚明，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卻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視而不見”的態度。說白了，他們往往與這些學術不端行為有或多或少的瓜葛。從小處講，不少高端的假冒偽劣學術成果很可能有領導干部的份；從大處講，各種假冒偽劣學術成果往往與管理者的政績、學術團體的利益緊密捆綁在一起。所以，學術團體中的科研誠信和規范問題，往往是被外部（主要是國外學術打假組織）“捅出”，而且問題越嚴重，涉及的人員層次越高，往往實際處理起來越可能“蜻蜓點水一劃而過”。此種操作手法學界上下早已諳熟。

　　學術機構無疑是其成員科研誠信建設和管理的第一責任主體。試想，如果機構領導干部對本部門成員違反科研誠信和規范的行為放任自流，那么，即使國家文件要求“如雷貫耳”，學術不端者很可能依然“充耳不聞”，因為有了機構“保護傘”，相關政策、法律“打”不到不端者身上。這應該是國內科研誠信和規范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本原因。所以，建設科研誠信和規范，要從學術機構的領導干部做起。

　　第二，專家評委要切實行使起學術評審的鑒別職責。為什么假冒偽劣成果能夠“玩轉”各種職稱資料鑒定、科研項目驗收和科技人才選拔等重要學術評審事項？專家評委負有重要責任。這既有專家評委思想覺悟、工作態度不過關的問題，也有專家評委專業領域不匹配、學術水平不夠格等限制因素。不可否認，目前在專家評委中有不少人把當專家評委看作是沖著自己學術資歷、聲望而來的學術“福利”。他們看在榮譽和報酬的份上樂于做專家評委，但卻又不愿意付出高強度的腦力、體力投入，所以他們極其精明地把理應高投入的學術評審工作“偷工減料”成輕松的“拍腦袋”活計，這樣的評審結果其質量可想而知，想要以此識別假冒偽劣學術成果自然難有作為；還有的專家評委在學術評審工作中只聽從領導、“大牛”的意見，不愿或不敢作出自己獨立的學術評判。正是這些專家評委在學術評審工作中的“玩忽職守”“明哲保身”，才會造成假冒偽劣學術成果“穿幫”后風險極低而收益極高的不對等局面。

　　科研“打假”需要各方拿出維護公平正義的勇氣，而精準“打假”的前提是要讓那些“混跡”于學術成果中的假冒偽劣成果無處“藏身”，這離不開專家評委的科學把關。所以，要讓科研誠信和規范建設有條不紊地開展，學術評審是知識和技術“防線”。否則，“假貨”難以識破，缺乏科研誠信和規范的造假之風也很難剎住。

　　第三，學科帶頭人要切實擔起誠信至上的榜樣職責。新時代弘揚科學家精神，誠信至上是其本質內涵。后輩們要把誠信至上的科學態度和工作作風發揚光大，各學科領域、科研機構、項目團隊的學科帶頭人以身作則至關重要。學術圈人都明白，只要科研團隊的學科帶頭人嚴謹求實，對學術不端“嫉惡如仇”，學術團隊成員決計不敢貿然違背科研誠信和規范。同理，如果學科帶頭人學術造假、“以次充好”，手下人也不敢斷然拒絕，更別說檢舉揭發。理由很簡單，專業學術領域相對較窄，人才的“金字塔”結構“牢固”，得罪了學術“大牛”，后輩很可能就再沒有領域內發展機會了。所以，一個學術組織的風氣，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學科帶頭人的思想道德和學術品格。

　　其實學者都懂得科研誠信和規范的重要性，也清楚違背科研誠信和規范的不道德。之所以有人“鋌而走險”，無非是利益驅使。那么，要遏制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創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從對學術資源配置擁有“話語權”的學科帶頭人做起不失為行之有效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