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怎樣保護北京的“兩盆水”

"北京水源保護刻不容緩，這是關系到首都居民安全、國家形象、奧運能否成功的大計，行動宜早不宜遲。"

奧運會到來之前，北京的水短缺問題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蔣高明闡述了北京該如何防治飲用水源污染問題，以確保水供給。

不久前，筆者熟悉的一個環保志愿者從河北省赤城縣發來電子郵件，稱該縣某鎮一所小學將糞便直排到附近河流。該小學有七八間廁所，每天產生大量糞便，學校定期花一千多元左右，雇人將糞便挖出倒入黑河(密云水庫上游水源)。朋友在現場氣憤地拍攝了錄像，作為北京飲用水源污染的證據。

北京是嚴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一。官廳水庫是1951年我國建立的第一座大型水庫，流域面積4.3萬平方公里。建成以來，已累計向下游供水396億立方米，年灌溉農田110萬畝。但是，由于上游工業活動以及社區經濟迅猛發展，官廳水庫出現了全面退化，突出表現在來水量逐年減少、水質嚴重污染、泥沙淤積嚴重等方面。官廳水庫水質早就下降到五類水以上，被迫于1985年退出了北京市飲用水源的行列。因此，目前北京市飲用水源就只有密云水庫、懷柔水庫這“兩盆水”了。但是，密云水庫的狀況也不容樂觀，供水量在不斷減少的同時，水質也出現了明顯的富營養化趨勢。原因之一就有上述常見的糞便直排和化肥、農藥等造成的“面源”污染。

盡管北京加大了水源保護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突出表現在經費使用不當。在9月份召開的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市人大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寶善指出，北京對1.5億元的水源地保護專項資金使用中，真正用于水源地保護的僅有8千多萬元。北京547條小流域還有266條未治理。按照目前每年治理20條的速度，還需要13年多才能初步治理一遍，顯然不能滿足盡快改變北京水源地生態質量的要求，更何況有些治理還可能出現“反彈”。而對于上游水源地的生態治理則是“鞭長莫及”。

在上游水源保護方面，人們傾向于造林涵養水源，而對于來自農田和人畜糞便污染則重視不夠。北京計劃從2007年開始到2011年，投入1億元資金，重點支持河北省張家口、承德完成20萬畝水源保護林建設工程;在繼續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基礎上，啟動京北風沙危害區植被恢復與水源保護林建設等一批生態治理工程。但在這些項目中，并沒有對來自社區生產、生存和消費方式帶來的水源污染進行專項治理，如上游露天糞便治理就沒有考慮進去。

實際上，糞便是非常好的農業資源，目前還可能是“稀有”資源。由于近年來現代農業的普及，化肥替代了有機肥，種植業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越來越大，這對上游水源保護帶來了更大的困難。在水源保護問題上，上游窮，下游富，如果治理措施不和農民的切身利益結合，那就是“治標不治本”。如果北京市拿出少量的費用用于上游農業經營方式更新，由發展無機農業改為發展有機農業，用有機肥替代化肥;用秸稈發展動物養殖，糞便發展沼氣產業，沼渣沼液還田，替代化石能源和保護山地植被;學校建立大型沼氣池或化糞池，杜絕糞便直排河流;北京市民消費上游的有機產品，農民有切實的收入保障，那么，上游水源保護的難度就可以大大降低了。

針對北京水源保護問題，根據現場調研和專家研討的結果，我們建議北京市應將治理重點轉移到以下幾個具體工作上來：

第一，迅速建立包括密云水庫、官廳水庫、懷柔水庫在內，以保護水質水量為主，兼顧防風固沙的“京北水源地生態安全功能保護區”。按照國務院批準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要求，規劃與設計北京水源保護功能區，解決水源地的生態安全問題。由水利部牽頭，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密切配合，統一領導、統一認識、統一法規，建立統一的管理機制，克服目前分散管理的各種弊端。功能區建立后，各種土地利用格局需要進行合理調整與科學規劃。

第二，運用市場經濟杠桿的調控作用，將下游吃水的高額費用與上游產水與保水的“生態補償”結合起來，從而實現良性循環。水源上游地區改變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減少人口和牲畜壓力，騰出來的大量土地恢復森林或草原植被，由產糧區或產肉區變成產水區，其經濟的損失由北京市征收的水費中合理補償。即使種地，也應當發展有機農業，將人畜糞便作為有機農業的重要資源利用起來，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產出，減少并最終杜絕化肥與農藥的使用。

第三，生態治理必須與上游地區的脫貧致富聯系起來。在水源上游，生態治理的難點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來自人為的壓力。應當主動幫助社區解決能源問題(如建立沼氣池、沼氣供氣站等)、衛生問題(如建立垃圾處理場、污水處理廠等)。從而保證產水區有足夠的植被覆蓋，產出足夠的水，并保證入庫水為清潔之水。

北京水源保護刻不容緩，這是關系到首都居民安全、國家形象、奧運能否成功的大計，行動宜早不宜遲。希望有關單位密切配合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方案，妥善解決上述存在的問題，盡快實現上游生態環境質量的整體改善。

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中國國家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復中國退化生態系統”等觀點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