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焱：“生態補償”之路如何走？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并重申“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些關乎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一系列舉措，必將把“生態的價值”，提升到有史以來最高的水平，也必將給生態補償，爭取到更多的社會探索空間。

　　“生態補償”一直在嘗試進行

　　早在2011年，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的《生態補償條例》已形成草案初稿;還同步擬定了《關于建立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據了解，“生態補償條例”如果出臺，將明確生態環境補償的基本原則、主要領域、補償辦法，確定相關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和保障措施，并以此為依據，進一步細化流域、森林、草原、濕地、礦產資源等各領域生態補償的實施細則。

　　“生態補償”在我國早有嘗試。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提出，“國家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提供生態效益的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的森林資源、林木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為保證退耕還林工作順利推進，2002年國務院出臺了《退耕還林條例》，對退耕還林的資金和糧食補助等作了明確規定。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水環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作出了明確規定。

　　在推進生態補償試點中，一些地方相繼出臺了流域、自然保護區、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補償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是省級層面比較系統開展生態補償實踐的突出事例。我國首個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統計機制于2013年2月25日在內蒙古庫布其沙漠實施。此舉有助于檢驗衡量生態良好核算體系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填補了國內外對自然生態資產核算指標的空白。

　　而對草原生態保護的財政支持力度近年來也持續加強。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資金136億元，在內蒙古等8個草原牧區省份，全面實施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2013年，中央財政安排159.75億元，加大對草原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的支持力度。

　　近10年來，中國先后啟動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溶巖地區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甘肅甘南黃河重要水源補給區等具有一定的生態補償性質的重大生態建設工程，總投資達7000多億元。

　　但一些專家指出，我國生態補償機制還存在著補償范圍不明確、補償標準不科學、補償模式比較單一、資金來源缺乏、政策法規體系建設滯后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在生態補償方面，作更多的“社會探索”。

　　生態系統的價值往往被低估

　　自然生態系統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環境系統，給我們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種原料或產品，同時具備保護生物多樣性、調節氣候、凈化污染、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減輕災害等間接功能，并為人類提供美學和文化等方面的享受。

　　這些價值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研究，21世紀以來，很多中國專家也開始將這些價值進行量化。

　　這一切努力的背后，是希望給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標價，以便推動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相關研究產生了很多驚人的數據：中國每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1994年是其GDP的1.73倍;長白山自然保護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1996年是560942700元，其中間接價值是直接價值的5倍多。

　　2002年，一項研究表明，“外來物種入侵”給我國帶來的經濟損失達到574億元，2004年，另外一項研究則認為至少為每年1200億元。

　　這樣的“標價”讓我們警醒。最新出版的《大自然的財富》一書，強調了大自然是我們人類的財富，需要從商業的角度考慮對大自然的投資，從而來獲取對人類的經濟回報。

　　但現實的情況是，大部分自然資源的價格，體現在直接價值中，而間接價值往往在其價格體系中很難體現。比如一個自然保護區的木材有多少價值，是容易計算并納入價格中，但是森林所具有的改善水質量、提供水資源以及改善空氣等的價值則很難在“價格”中體現。所以，很多自然保護區當地社區生產的產品價格并不比在城市周邊的產品價格更高，甚至往往相反，因為這些社區地處偏遠，交通障礙，導致了價格低廉。

　　更糟糕的是，很多這些資源的價值被外來企業壟斷。例如，優美的自然風景，最后卻是被某企業開發，門票、交通和住宿收益，都被開發商轉走，當地老百姓僅僅獲得蠅頭小利，甚至更加貧窮。結果，這些地方的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導致難以解決的環境污染。

　　探索“生態補償”的“市場化方式”

　　“生態補償”試圖從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的角度，用經濟手段為主的手段來調節相關者利益關系。生態補償的對象有三種：對生態保護有貢獻的人、生態破壞的受害者和減少破壞者。

　　“生態補償”包括：對生態系統本身保護(恢復)或破壞的成本進行補償;對保護生態系統和環境的投入或放棄發展機會的損失的經濟補償;對具有重大生態價值的區域或對象進行保護性投入等。目前在我國，生態補償的原則是“誰污染、誰恢復，誰收益、誰補償”。補償的方式有“政府補償”和“市場補償”兩種，主要由政府的轉移支付完成。

　　“生態補償”除了政府主導的方法之外，民間是否也能夠自主采取一些措施呢?從2013年初至今，我國200多位專家一起試圖推動的“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增值體系”，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當生態退化達到一個特定水平之下時，自然生態系統將無法有效為人類提供必要的服務，人類將難以在地球上生存和發展。這個最低水平就是我們所指的“生態安全底線”。

　　因此，有必要建立“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增值體系”，確保體系中生產的產品能夠有利于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同時，生產過程不使用有毒有害物質，充分發揮社會各界的力量，共同創立和維護品牌，讓大家享用具備“保護和健康”雙重屬性的產品。

　　作為一種新的生態補償形式，“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增值體系”期待通過市場手段，將自然保護地周邊社區生態保護的外部利益內部化，對社區在生態保護上的投入進行經濟補償，從而達到保護自然保護地的目的。

　　要進入“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增值體系”的“生態友好產品”，必須來自得到良好管理的自然保護地的允許利用的區域。這些保護地需要滿足保護地規劃、管理機構能力、經費投入、保護成效、受監督意愿等方面的標準。

　　但這些標準顯然不夠。“生態友好產品”本身更需要滿足嚴格的標準——產品的生產不違反自然保護地管理規定;資源利用量和方式在環境承載量范圍內;產品生產的所有環節不使用任何農藥、化肥、激素、抗生素、化學添加劑等;使當地多元的生態價值得到充分發展;使當地社區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使當地文化和傳統知識得到保護。

　　“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通過“增值體系”銷售的過程，是其所含的生態價值得到實現的過程。高于普通產品的銷售利潤，就是對保護地社區居民生產有益于生態的友好產品的直接補償。加入增值體系的社區與管理機構簽訂協議，將保證他們將友好產品銷售所得利潤的一定部分用于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工作，直接補償給生態環境。

　　“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增值體系”研究組還建議創建會員制的“自然保護地基金會”，會員不僅包括自然保護地的管理機構、保護地社區這些友好產品的提供者，更有其他技術服務者、產品加工者、市場銷售者和普通消費者。通過會員活動，了解保護地及友好產品，參與式地分享與體驗，消費者購買友好產品的意愿會提高，會變得愿意直接支持保護地的保護工作，最終成為重要的生態補償力量。

　　此外，要想讓生態友好產品得到更好的收益，并且能夠反補自然保護，必須建立一個全方位的“自然保護地友好產品監測體系”。核心監測來自社區生產者內部的自我監督，以及所有會員。通過真實的自我舉證和公開信息，實施標簽溯源限量管理;通過會員相互體驗和監督，為不同的產品進行評級打分，優勝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