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去行政化要解決“我們”與“他們”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東南大學等6所第一批申請核準的高校章程正式公布的消息被媒體解讀為大學“去行政化”的重要舉措。不能否認，這種依據條文的樂觀解讀含有一種美好的期待，但畢竟與校園的實際情況隔得太遠，因而樂觀得不免失真。這種失真很可能會遮蔽大學改革的真問題。

　　教育部《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2011年就下發了。據說，按照“暫行辦法”規定的時間表，2014年底應該完成70所左右的“大學章程”的核準，2015年完成其余高校的章程核準工作。但三年過去了，這個文件并沒有在大學中引起多少人注意，相關的基本情況，要不是透過報紙報道或網絡傳播，也沒有多少普通的大學教師和大學在校學生知曉，乃至關心。

　　“大學章程”被看作是大學的“根本大法”，是“大學治理理念、制度的集中體現，是高校管理的基本準則，也是學校明確辦學方向、突顯辦學特色的重要保障”。如此重要的制度建設的改革舉措，大學的兩個主體——教師和學生卻不知曉，也不甚關心，這一熱一冷的反差，實在值得反思。

　　事實上，現有的大學體制和機制以及長期過度的“行政化”已經把大學的教師、學生和大學管理層劃分成了“我們”和“他們”兩個部分。管理層把所有管理者當成“我們”，而把被管理的教師、學生看成“他們”。“我們”和“他們”之間，可謂界限分明。

　　本來，大學行政和教師只是分工不同，各司其職，角色還可能相互轉換，并不會出現絕對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但在過分行政化之下，管理者的權力日漸增強，感覺也日漸良好，很自然地形成了“我們”的意識。一旦形成“我們”的意識就很容易產生排它性，其直接表現就是包攬一切，并從“我們”的視角和“我們”的利益出發來制定相應的政策。像重慶某大學在制定津貼制的政策時過分照顧行政人員而引起本校教師的強烈不滿就屬于這一類。

　　強化了“我們”，作為“他們”的教師和學生的地位就會下降。因為變成了“他們”，是所謂 “他者”，教師和學生的主體地位就不復存在，其表現便是話語權日益減少，成為純粹的被管理者和學校事務的旁觀者。校園的舞臺中央閃現的總是“我們”，大多數的“他們”是純粹的觀眾，只享受“免票”這一點優惠。

　　而長期沒有話語權，作為“他們”之一的教師中也形成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努力成為“我們”，從而擁有話語權。但這部分人并不占多數，因為“我們”的職位有限，大部分教師并無此榮幸。另外，也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愿意放棄自己熱愛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因此，更多的傾向是，自動放棄話語權，進而對一切教育政策，包括改革的措施都漠不關心，連帶著也失去了興趣。

　　“大學章程”制定就是一個例證。如果從程序上看，它很可能是相當完善的。大部分學校都是由校領導親自掛帥，成立起草小組，經過院系領導的討論，順利完成，然后上報、核準，最終出臺。內容上也一樣。新公布的第一批申請核準的6所大學的章程無一不是秉承“學術至上，學者為大”的精神，并且擁有諸如“學校實行教授治學，保障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促進學術發展”之類令人興奮的具備現代大學制度的條款。但問題是，大學里存在著“我們”和“他們”之分。

　　雖然程序、內容上都無可挑剔，可“大學章程”的制定主要是“我們”的任務，任務完成了，“我們”產生興奮的情緒理所當然。但作為“他們”的教師和在校學生呢？應該說，大多數的“他們”是無從參與的，甚至無緣事先過目。

　　一般來說，參與和責任感、榮譽感、認同感是成正比的，參與得越多、越深入，責任感、榮譽感、認同感也就越強烈。如果作為“他們”的教師和學生僅僅是從參與起草和討論的“我們”那里分享興奮，或者只是“被分享”，其興奮程度至少遠不如后者。這也難怪“他們”會把本校的“大學章程”當成諸多的文件之一，因而失去了關心的興趣。

　　造成“我們”和“他們”的局面的原因是大學行政權力過于膨脹。過分膨脹的行政權力打破了大學應有的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平衡，使大學的權力向行政一面傾斜。在大學市場化的條件下，它還會轉換成“無限公司”化。

　　既然如此，要消除“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隔閡或鴻溝，一方面需要通過增加作為“他們”的教師和學生對學校事務的參與性，使“他們”在參與過程中轉變或者說恢復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改革體制和機制，對“我們”的權力實施有效的限制和監督。

　　應該看到，改變“我們”和“他們”的意識及其形成的體制和機制，是中國大學“去行政化”的關鍵。忽視了這個問題，“去行政化”就只能是少數人的游戲。而沒有多數人支持、使多數人獲益的改革，其本身不僅無法獲得動力，也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