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學者被大規模撤稿事件有了新進展。集中撤銷107篇中國作者論文的國際期刊《腫瘤生物學》今年7月起將不再被SCI收錄。至此,撤稿事件的兩大“主角”都被處理,事件似乎可以畫上一個句號。
然而,中國論文被國際期刊撤稿之事近年來并非罕見。僅2015年,便有三個國際出版集團撤銷了100余篇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廣泛關注。撤稿事件如同搬開了一塊大石頭,隱身其下的蟲蟻紛紛現身,暴露出科研生態的不少問題。因此,“就事論事”的處置已經無法真正解決以問題論文為代表的學術不端問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同行評審”造假,這也是論文遭撤稿最主要的理由。有的作者操縱同行評審,還有的竟把自己的郵箱署為評審人郵箱,“巧妙”地實現了“運動員”與“裁判員”合體。深挖下去,又可發現一連串問題。比如,出版機構內控機制不完善、審核把關不嚴格。又如,不良的“第三方”中介機構,自作主張制造虛假評審信息,在利益驅動下把科研事業推向“論文產業”,等等。
解決這些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斬斷“論文產業鏈”則為當務之急,筆者建議使出以下“三板斧”。
其一,重構科研人員的評價體系。這次遭撤稿的論文多數屬于醫學領域。在這一領域,“以論文論英雄”“一千臺手術不如一篇論文”“放下手術刀、走進實驗室”的現象及其背后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已遭詬病多時。在這個體系下,論文成為醫生職稱晉升的決定因素。醫學網站“丁香園”一項1928份有效問卷的調查表明,824名醫生表示,醫院晉升高級職稱和副高級職稱必須有SCI論文;晉升高級職稱,85%以上要求有2篇及以上SCI論文。對于醫學生而言,在有國際影響力的期刊發表論文直接影響到能否順利畢業。這正是“論文產業鏈”滋長蔓延的根子所在。這不是醫學或科技領域獨有現象,類似問題在人文社科領域同樣存在。前段時間爆出的《求索》雜志原主編烏東峰,違規收入1億多、房產19處、私生子8個,不也怵目驚心嗎?這都要求深化科研評價體系改革,憑能力、實績和貢獻評價人才,克服唯論文的傾向,尤其不將論文作為評價應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條件。
其二,重建科研人員的監督體系。任何制度都有漏洞,防止人們鉆漏洞的最好辦法就是完善監督。當前,應盡快加強學術不端行為懲戒體系建設,加大對學術不端追責和處罰力度,建立信息化的懲戒平臺,將科研領域的失信“黑名單”在平臺上予以公布,在科研項目資助等方面對有劣跡的科研人員作出限制約束。更根本的則是推動現代學術共同體建設,強化科研領域的行業約束和管理,用現代學術共同體應有的“規則共識”和“道德共識”,抵御和消除長期傳統社會的遺存下來的門生故舊、黨同伐異、“圈子文化”等消極影響,讓“同行”成為互相監督、砥礪奮進的代名詞,讓那些鉆制度漏洞的人不僅付出經濟成本,還面臨被逐出學術共同體的風險。
其三,重塑科研人員的聲望體系。這幾年,科研隊伍乃至整個知識階層都面臨某種“聲望危機”,專家成了“磚家”,教授成了“叫獸”。這并不是我國科研隊伍或知識界的整體面貌。以此次撤稿為例,施普林格細胞生物學及生物化學編輯總監彼得·巴特勒曾公開表示,這些被撤銷的論文并不反映中國科研人員所發表的科研成果的整體質量和開拓性成就。1997年,中國科研人員對SCI論文的貢獻量不足2.5%,而2006年SCI論文數量已超過了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僅次于美國。從個體看,兢兢業業、誠信科研,取得重大成就的學者也不在少數。問題在于如何把這些正面的形象樹立起來,正面的聲音傳播出去,形成一種無形的力量。輿論機構在這方面負有重要責任,應加強我國科研人員整體隊伍以及優秀人物的宣傳報道,像古人說的那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引導科研人員提高社會責任感以及維護名聲的意識,在全社會上尤其是年輕學子中弘揚正氣,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科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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