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半年以來持續、高發、頻發、連片且越來越嚴重的霧霾,使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成為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連日漫天的霧霾,讓中國社會自上而下感受到了一種無力的焦慮和無解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去消除。這種“霧鎖霾困”之下的無力感使上上下下痛定思痛,高層重視、公眾呼吁和隨時可能再來的霧霾的倒逼下,各級政府開始采取各種措施治理霧霾,有的著力治標,有的著力治本。
中國很多問題的“解”都是這么被現實“逼”出來的,看得見、躲不了、無人能幸免的霧霾迫使政府將“治霾”提到了最重要的議事日程。比如遼寧開出了“霧霾罰單”,對霧霾嚴重的城市開出罰單,以罰促改;北京將開展人工消減霧霾試驗,用人工降雨等物理方法消霧。同時,專家也建言獻策,提出發展核電可解決霧霾。
政府的這種重視是解決霧霾問題不可或缺的動力,但有時候“太重視”也容易引發新的問題,容易在長官意志和政績驅動下變成一種大躍進運動,當權力意志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約束時,很容易“用力過猛”,“領導高度重視”的官僚機器一旦啟動就容易停不住,反常識反理性地走向一種極端。都想畢其功于一役,都想在舉國關注下通過“創造性的治理方式”秀一把,把治理霧霾當成了一種短期內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從而在“運動”中使治理霧霾成為“一陣風”。
治理霧霾可能是一場長期的戰役,不是一陣熱情和一兩個臨時拍腦袋所形成的“點子”可以解決的。公眾的批評非常尖銳,我們經常說在環境保護上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可一些地方甚至連“后治理”都沒做到,而是“先污染不治理”,一任一任的把問題往后推。
治理霧霾絕非短期內可以解決,專家稱中國霧霾高發可能還將持續一二十年,所以治理需要的不是短時的熱情和運動式治理,而需要長效的制度安排;需要的不是一地局部治理,而是整體統籌。
個別地方已經露出了運動式執法、大躍進式治霧霾的苗頭,急功近利反而制造了新的社會問題。
治理霧霾需要持續的、制度化的“高度重視”,而不是運動化和大躍進,不是比拼誰做得更極端更徹底,更能在短時間中拿出“實績”和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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