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立鵬：精神病患康復問題須重點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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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精神健康

●訪談對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  費立鵬

1.深耕精神衛生領域30年

記者：您的研究背景和最近重點關注的領域是什么？

費立鵬：我在國內的第一份工作就職于湖北的一家精神病院做醫生，主要工作內容是圍繞家屬如何為重性精神病人提供家庭服務開展培訓。當時國內尚未開展精神病人的家庭服務，我在這方面完成了相關的初步工作。

1990年，原衛生部把全國的死亡數據，包括自殺數據，上報給世界衛生組織（WHO）。我到北京工作后，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工作，并與中國疾控中心有關人員對國內自殺數據進行調查。相關論文發表于《柳葉刀》。

2002年，WHO幫助北京回龍觀醫院建立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家、全球第四家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隨后該中心開展了國內最大的心理咨詢電話服務，并向全國推廣，共同干預心理危機。當時，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內容為國內最大樣本量的精神障礙患病率和發病率的流調。該研究成果也發表在《柳葉刀》。

2010年我到上海工作，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成立的危機干預研究室進行有關精神病學、流行病學和自殺問題的研究。

最近，我重點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調查全國精神衛生人員診斷的真實性；二是研究農村地區未治療的重性精神病人群的特征，評估其認知功能等。

費立鵬（受訪者供圖）

記者：原衛生部上報的自殺數據在當時產生了哪些影響？

費立鵬：1999年，國內公布了令人震驚的自殺數據，中國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且特征與國外明顯不同。國內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且農村年輕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與之相反的是，國外大部分國家男性自殺率是女性的3倍。這些數據在當時并不被國外專家認可，然而經過驗證，事實確實如此。

我曾和中國疾控中心共同對全國自殺者做心理剖析，即研究分析他們的自殺原因。我們發現，1/3的自殺死亡者沒有精神障礙，究其原因為沖動自殺。急診室中自殺未遂的人群中，1/2的人沒有精神障礙。我們針對自殺未遂人群調查了他們第一次產生自殺想法到實施行動的間隔時間，有37%的人間隔時間為5分鐘，40%間隔時間為6小時內。

因此，自殺干預不僅針對精神障礙患者，更要面向全人群制定早期介入、完善的自殺干預措施。

2.精神衛生認可度明顯提升

記者：在您看來，這30多年中國的精神衛生領域發生了哪些變化？

費立鵬：1990年至今，中國的自殺率明顯下降，從22/10萬左右降至7/10萬~8/10萬，是全球自殺率下降最快的國家。

面對這種變化，我希望下降的原因是自殺干預起到了作用，但實際上，城市化是國內自殺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這種轉變中，我們開展的自殺干預相關工作可能只占10%，剩余90%并不在我們的控制范圍內。1990年，60%的自殺方式是喝農藥，城市化之后沒有獲取農藥的渠道，便降低了自殺率。此外，經濟水平提高也是自殺率降低的另一主要原因。

值得高興的是，這30年間，精神衛生在國內的認可度和影響力有了明顯提升。

1990年—1995年，精神科僅是神經科的下屬科室，不受重視，醫學生也不愿意留在精神科發展。

1994年，WHO在國內作精神衛生在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相關的報告。報告指出，精神疾病對社會造成極大負擔，原衛生部贊同此觀點。從此，精神衛生被納入公共衛生范圍。

2004年，原衛生部建立了第一個精神衛生部門，啟動全國精神病監測，現發展為重性精神病信息管理系統。該項目發展至今已有大約600萬人參與，是全球最大的精神衛生管理系統。

2009年，嚴重精神障礙被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均等化服務。建設精神衛生防治體系也被納入衛生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

2013年，中國出臺了第一部精神衛生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這是一部前瞻性、全面性、理想化的法律，包含規范、責任分配、人才培養等。該法的出臺是國內精神衛生發展的一個高潮節點。

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頒布后，您把法條逐一翻譯后發表在《柳葉刀》上，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精神衛生領域的進步，這意味著什么？

費立鵬：第一，從科學角度解釋，我希望能在精神衛生領域給這部法律留張“底片”。今年恰好是精神衛生法頒布的第十年，我想對比國內現狀與法條要求兩者之間的差距，確定今后工作的重點方向。

第二，我們不僅全部翻譯了法條，還對一些條款進行了“本土化”的翻譯和解釋，以便國外的研究者理解。

發達國家和中低收入的亞洲國家習俗和生活習慣不同，國外更注重個人，病人有權利決定是否治療、如何治療，國內和其他亞洲國家更重視家庭或集體的作用，家庭在監督、評估、康復中占據重要角色，有權利監督病人、有義務提供精神衛生服務和康復服務。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的精神衛生法并不完全適用于國內和亞洲國家，我們需要根據亞洲國家的特點和國情制定對應的法律法規，并以此為沒有精神衛生法的中低收入國家提供可借鑒的經驗。

3.人才短缺是最棘手的問題

記者：目前國內精神衛生領域存在哪些不足？

費立鵬：國內精神衛生從1985年發展至今，社區對重性精神病患者采取的主要措施為監督、提供藥物，缺乏康復的相關支持。

評估精神病患者康復的標準不僅是癥狀減輕，還有患者能否回歸社會、生活質量是否提高、工作能力是否恢復等。患者無法康復的原因有三：第一，患者本身作為精神病患者，自我管理意識不強；第二，沒有為合并糖尿病、高血壓等基礎病的精神病患者提供普通醫療服務；第三，重性精神病康復專業人才短缺且人才質量不高。

在國外，精神衛生服務主要由綜合科醫生、社工、心理咨詢師提供，他們的數量是精神科醫生的幾倍，并且能提供有效的心理治療。而目前國內的精神衛生服務主要由精神科醫生提供，他們還要兼顧門診，這種情況下，患者無法得到有效的心理治療。

國內僅有的心理咨詢師，大部分缺乏臨床工作經驗，無法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有針對性且科學的心理治療。

此外，農村重性精神病患者分散，無法到同一個地點獲得相應的醫療服務。

記者：該如何幫助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

費立鵬：第一，培養心理咨詢師、精神衛生社工等精神衛生領域從業者。

第二，加強規范化培訓，并在從業者取得培訓證書后監督他們的工作，評價其服務質量。

第三，投入更多精力、資金和專業人才著重提升農村精神衛生水平。借助互聯網的力量推廣精神衛生服務，尤其在醫療資源較少的農村地區，用互聯網盡可能消除人才分配不公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