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大部分人來說,我們在高中和大學階段喜好科學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學得好。這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對理解物質世界的著迷以及對于發現新事物的情感需求也是部分原因。但高中和大學的科學學習就是修課,而課業出色意味著在考試中給出正確答案。如果你知道答案,你就能學好,并且覺得自己挺聰明。
攻讀博士時情況卻完全不同了,你必須要做一個研究項目。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令人生畏的任務。我要怎樣設計問題才能導致重要的發現;怎樣設計和解釋一個實驗才能使其結論完全令人信服;怎樣預見到困難并設法繞開,或者,如果繞不開的話,怎樣解決它們?我的博士研究項目某種程度上屬于跨領域課題,有一段時間,我一遇到問題,就跑去糾纏我們系里相關領域專家級的老師們。我還記得有一天,亨利·陶布(Henry Taube)(他兩年后獲得了諾貝爾獎)告訴我,他不知道怎樣解決我在他的專業領域碰到的問題。我當時是一個三年級研究生,我覺得保守估計,陶布知道的比我要多一千倍。如果他不知道答案,那就沒人知道了。
這就是我恍然大悟的時刻:沒人知道。這就是為什么它是一個研究問題。而且,作為我的研究問題,得由我來解決。在我意識到了這個事實后,我在一兩天后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它事實上不怎么難;我只需要做些嘗試罷了。)我從中獲得的關鍵一課就是:我所不知道的事物的范圍何止是廣袤,它簡直無邊無際。這樣的覺醒非但不令我沮喪,反而讓我如釋重負。如果我們的無知沒有邊際,那我們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去應付。
我覺得我們的博士培養項目本應為學生提供應有的幫助,但是在兩方面有所欠缺。第一,我覺得我們沒有讓學生明白做研究有多么難,而做重要的研究又是如何難上加難。那可比修一些要求嚴苛的課程難多了。其難點在于做研究是沉浸到未知之中。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得到答案或結果之前,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在提出正確的問題,或者是否在做正確的試驗。誠然,對研究經費和頂級刊物發表機會的競爭增加了搞科研的難度,但除此之外,做重要的研究在本質上就很難,不斷變化的院系或國家政策并不會減少這種固有的難度。
第二,我們在教導學生如何蠢得有成效方面做得還不夠好,也就是說,應當讓學生明白,如果我們不覺得愚蠢,那說明我們并沒有真的在努力。我說的不是 “相對愚蠢”——那種班上其他學生認真閱讀材料、思考并且在考試中得優而你沒做到的情況。我說的也不是那些本來挺聰明,卻在和他們天賦不相符的領域工作的人。科學涉及到直面我們的“絕對愚蠢”。這種愚蠢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我們在努力向著未知推進過程中所固有的。教師委員會步步緊逼,直到學生開始給出錯誤的答案,或者干脆放棄,直接說“我不知道”,像這樣的預備考試和學位考試的思路才是正確的。考試的意義并不在于考查學生是否能答對所有的問題,如果他們真的都答對了,那意味著他們的老師才是沒通過考試的人。考試的目的是找出學生的弱點,一方面考查學生在哪些方面還需要付出努力,一方面考驗學生掌握的知識是否能夠讓他們在足夠高的層面上才出現失敗,從而說明他們已經有能力開展一個研究項目。
有成效的愚蠢意味著主動選擇無知。對于重要問題的關注將我們置于無知的尷尬境地。科學的一個美妙之處在于,它允許我們跌跌撞撞,不時出些差錯,不過只要我們每次都學到點兒東西,就會覺得好的不得了。毫無疑問,這對于那些習慣于總是答對問題的學生們來說可能難以適應。毫無疑問,合理的自信和情感韌性會有幫助,但我認為,科學教育應當付出更多的努力來幫助學生們實現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從學習別人已經發現的轉向自己去發現。我們對于愚蠢越是覺得自在,我們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就越深入,我們就越有可能做出重大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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