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三名女嬰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此事經報道后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此前，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卻遭遇“檢測無門”，一些質量監督檢測機構都婉言拒絕了家長們的個人申請，而權威部門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
除了武漢三名嬰兒身體出現早熟特征，江西、山東、廣東也出現類似案例，奶粉“激素門”無疑令人心驚肉跳。三聚氰胺奶粉幾度登場，本來就讓人對奶粉心懷恐懼，奶粉再陷“激素門”，無疑加劇了公眾的焦慮――奶粉問題頻出，我們拿什么來保障嬰兒的食品安全？
盡管“激素門”所涉品牌奶粉――圣元奶粉公司聲稱，生產銷售的產品是安全的，不存在添加任何“激素”等違規物質的行為，而且，嬰兒性早熟成因也復雜。但奶粉作為嬰兒的主要飲食，首先要排除奶粉是否為“兇手”，然而遺憾的是，兒童家長卻遭遇“檢測無門”。
質檢部門推到藥監部門，而藥監部門不僅沒有食品檢測業務，且不受理個人申請。工商部門可以抽檢奶粉，可在目前嬰幼兒奶粉的檢測標準中，沒有“激素檢測”這一項。也就是說，沒有一個部門能找出嬰兒性早熟的“兇手”。這對于不太會思考、不太會表達的早熟嬰兒來說，是多么殘忍的現實。
社會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對弱者的關懷，社會的責任首先也是保障弱者的健康和安全。嬰兒無疑是弱者中的弱者。但從阜陽奶粉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食品事件來觀察，我們對于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關懷遠遠不夠，責任遠遠沒有盡到，我們不該為此臉紅嗎？不該檢討嗎？
據報道，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出現時，權威專家披露“奶粉三聚氰胺檢測屬空白”，“激素門”出現，激素檢測也屬于空白，試問，嬰兒奶粉究竟還有多少項檢測空白？是不是每一項檢測空白都需要嬰兒們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來填補？這樣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
從相關檢測機構推脫，到檢測標準空白，奶粉“激素門”暴露了不少問題:首先，檢測空白不僅暴露了檢測標準低，同時也暴露了檢測方法落后。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檢測標準和檢測方法，存在究竟還有多少現實意義？這值得追問。在我看來，奶粉檢測標準的滯后也是法律監管的滯后。
其次，相關檢測部門推脫檢測有失職之嫌。無論是質檢部門推到藥檢部門，還是藥檢部門不受理個人檢測申請，這些公共部門不對公眾健康負責，無疑有失職嫌疑。質檢部門失職，還有誰能保障公眾健康？質檢部門檢測不了，難道說讓嬰兒家長自己來檢測？還是讓嬰兒家長送到國外去檢測？
再者，生產企業的表現也讓人失望。作為被懷疑的重點對象，圣元奶粉公司不但沒有主動送檢奶粉以證清白，而且還發布了“致媒體公開信”為自己辯解。顯然，圣元公司與其辯解不如拿權威檢測報告說話。當生產企業面對質疑不主動送檢，嬰兒家長就只能遭遇“檢測無門”。這樣，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體現在何處呢？
武漢三名女嬰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此事經報道后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此前，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卻遭遇“檢測無門”，一些質量監督檢測機構都婉言拒絕了家長們的個人申請，而權威部門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
除了武漢三名嬰兒身體出現早熟特征，江西、山東、廣東也出現類似案例，奶粉“激素門”無疑令人心驚肉跳。三聚氰胺奶粉幾度登場，本來就讓人對奶粉心懷恐懼，奶粉再陷“激素門”，無疑加劇了公眾的焦慮――奶粉問題頻出，我們拿什么來保障嬰兒的食品安全？
盡管“激素門”所涉品牌奶粉――圣元奶粉公司聲稱，生產銷售的產品是安全的，不存在添加任何“激素”等違規物質的行為，而且，嬰兒性早熟成因也復雜。但奶粉作為嬰兒的主要飲食，首先要排除奶粉是否為“兇手”，然而遺憾的是，兒童家長卻遭遇“檢測無門”。
質檢部門推到藥監部門，而藥監部門不僅沒有食品檢測業務，且不受理個人申請。工商部門可以抽檢奶粉，可在目前嬰幼兒奶粉的檢測標準中，沒有“激素檢測”這一項。也就是說，沒有一個部門能找出嬰兒性早熟的“兇手”。這對于不太會思考、不太會表達的早熟嬰兒來說，是多么殘忍的現實。
社會的進步主要體現在對弱者的關懷，社會的責任首先也是保障弱者的健康和安全。嬰兒無疑是弱者中的弱者。但從阜陽奶粉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食品事件來觀察，我們對于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關懷遠遠不夠，責任遠遠沒有盡到，我們不該為此臉紅嗎？不該檢討嗎？
據報道，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出現時，權威專家披露“奶粉三聚氰胺檢測屬空白”，“激素門”出現，激素檢測也屬于空白，試問，嬰兒奶粉究竟還有多少項檢測空白？是不是每一項檢測空白都需要嬰兒們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來填補？這樣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
從相關檢測機構推脫，到檢測標準空白，奶粉“激素門”暴露了不少問題:首先，檢測空白不僅暴露了檢測標準低，同時也暴露了檢測方法落后。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檢測標準和檢測方法，存在究竟還有多少現實意義？這值得追問。在我看來，奶粉檢測標準的滯后也是法律監管的滯后。
其次，相關檢測部門推脫檢測有失職之嫌。無論是質檢部門推到藥檢部門，還是藥檢部門不受理個人檢測申請，這些公共部門不對公眾健康負責，無疑有失職嫌疑。質檢部門失職，還有誰能保障公眾健康？質檢部門檢測不了，難道說讓嬰兒家長自己來檢測？還是讓嬰兒家長送到國外去檢測？
再者，生產企業的表現也讓人失望。作為被懷疑的重點對象，圣元奶粉公司不但沒有主動送檢奶粉以證清白，而且還發布了“致媒體公開信”為自己辯解。顯然，圣元公司與其辯解不如拿權威檢測報告說話。當生產企業面對質疑不主動送檢，嬰兒家長就只能遭遇“檢測無門”。這樣，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體現在何處呢？
有學者指出，中國的大量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尤其涉及食品安全的產品質量方面，標齡長、標準低，檢測方法落后。顯然，不僅是嬰兒奶粉的檢測標準和檢測方法落后，還有不少產品存在檢測空白，例如，至今尚未開展對蔬菜的重金屬和微生物檢測。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許多產品的檢測標準和檢測方法非常落后，產品檢測標準多年未改變，而且有關人士還披露:不少行業產品檢測標準是由這些行業里的幾家大企業牽頭制定的，這樣的標準摻雜了很多企業的私利。看來，奶粉檢測空白是有復雜的背景和原因的，這需要一一追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