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靜晨院士：時代呼喚戰略科學家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會議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關鍵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胡錦濤總書記曾在2010年中國科學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會上指出，“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決定了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和前途。”目前，無論從國際看還是從國內看，無論從經濟社會發展看還是從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看，我們都既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又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古人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既要認清機遇、抓住機遇、用好機遇，又要正視挑戰、迎接挑戰、戰勝挑戰。作為一名院士級專家或高級科技工作者，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身上的使命和擔當，不僅要當好本學科領域的領軍者，還要爭當一名戰略科學家。“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將朝著這個目標不懈努力。

　　什么是戰略科學家？目前都還停留在稱謂和概念上。我想，簡而言之，可以有兩種表述和界定：一是戰略層面的科學家，一是科學領域的戰略家。應該說，這兩方面意思兼而有之，但我更傾向于后者。作為與戰役型科學家、戰術型科學家相比較而存在的戰略型科學家，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即能夠站在時代發展最前沿，著眼拓展和維護我國安全和發展的根本利益，對研究對象的“過去式”、“現在式”和“將來式”有一個整體掌控，形成具有科學內涵的戰略思想，并用以指導科技實踐，最終實現之。戰略科學家必須站得高、看得遠、把握準，既能深入專業探幽微，又能跳出專業覽全貌，在洞悉學科專業的歷史、現狀和前景基礎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論、新思路、新方法。

　　時代造就英才。在長期的科學技術實踐中，我們國家和軍隊涌現出許多戰略科學家。在前不久中央電視臺“2011年度感動中國人物”頒獎盛典上，第一個被推上璀璨領獎臺的朱光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獲此殊榮，眾望所歸，當之無愧。美國著名學者科林斯在《大戰略》一書中寫道：“如果說在某個領域里，通才比專才更為可取，那個領域就是戰略。”朱光亞既是專業領域的專才、大師，更是戰略領域的通才、帥才，無論是深邃的戰略智慧、超前的戰略思維、準確的戰略預測，還是科學的戰略決策、獨到的戰略管理、厚實的戰略修養，都堪稱世界一流。在他面前，我們高山仰止，感覺自己很渺小。朱光亞是中國工程院老院長，是科技之帥、國之功臣、人之楷模，不僅是一位卓越的工程泰斗，更是一位優秀的戰略科學家，為國家的安全和科技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國家和軍隊來說，不能沒有戰役科學家、戰術科學家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但更需要戰略科學家。這是時代的呼喚，也是黨和人民的期待。

　　造就更多像朱光亞這樣的戰略科學家，是戰略問題的地位作用決定的。戰略一詞最早是軍事上的概念，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蘇聯軍事學者洛莫夫在《科學技術進步和軍事上的革命》一文中說：“戰略是軍事學術的最高領域。”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略論》一書中強調：“戰略是取勝的關鍵。”到了現代，戰略一詞逐漸從軍事方面引申到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其含義演變為泛指全局性、長遠性的謀略、方略和策略。但不管如何引申演變，戰略的重要性不僅沒有絲毫弱化，而且越來越凸顯出來。道理很簡單：與戰役、戰術相比，戰略更具有根本性、統領性和決定性。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戰略在空間上具有左右全局的功用，二是戰略在時間上有高瞻遠矚的意蘊。為什么要把戰略稱作“最高領域”、“取勝關鍵”，道理就在這里。

　　造就更多像朱光亞這樣的戰略科學家，是實現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的內在要求。以蘇聯解體特別是“9·11”為標志，世界的安全和軍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種特殊的戰爭形式——戰略戰爭逐漸顯現。法國軍事理論家博福爾早在其1963年出版的《戰略入門》一書中就預言：“大規模的戰爭和真正的和平將一起進入墳墓。”

　　所謂戰略戰爭，并不排除局部戰爭，但更多的是指大國利用最新科技成果，為達到一定地緣政治目的，針對特定的對手進行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這場時間跨度大和空間領域寬、以“不戰而勝”和“戰而勝之”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的新式戰爭中，文化的、科技的、經濟的、軍事的、政治的諸多因素，將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其綜合性、復雜性、不確定性前所未有。這種形態的戰爭，不僅是綜合國力的比拼、國家意志的較量，更是戰略智慧、戰略思想的對決。這對作為國家科技領軍人物、肩負著國家意志和安全使命的兩院院士的戰略思維，提出了更高要求。戰略科學家，其要義是戰略，核心是安全，載體是科技。打造一支戰略科學家隊伍，一方面可以為國家安全和科技發展提供更多高水平的戰略咨詢，從而提升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領悟和實現國家戰略意圖，從而提高國家安全戰略執行力。就拿國際醫療救援領域來說，有了戰略思考，就能站到時代制高點，深刻領會和把握國家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戰略構想，從而高屋建瓴地打開思路、謀劃工作，在新的起點上推進國際醫療救援力量建設創新發展。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爭當朱光亞這樣的戰略科學家，需要從多方面努力，但關鍵是樹立和強化與戰略科學家要求相適應的意識。

　　一曰戰略思想意識。戰略科學家首先要成為戰略思想家。中國自古以來盛產戰略思想，孫子和毛澤東就是古今戰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戰略思想的形成和改變，取決于敵我雙方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的現狀和發展，又對這種現狀和發展以巨大反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思想的威力決定安全戰略的結局。一個沒有戰略思想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一支沒有戰略思維的軍隊，是不會有戰斗力的；一名沒有戰略頭腦的科學家，是不會有重大建樹的。作為國家級戰略科學家，必須提升戰略思維能力，善于從戰略高度思考學科發展遠景、協調學科發展方向和實施學科競爭策略，這樣才能在世界科技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二曰時間窗意識。馬克思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這個空間很大又很小。著眼未來、爭取時間是戰略科學家的基本出發點。科技發展戰略作為國家整體戰略的組成部分，歷來與速度聯系在一起，何況我們正面臨科技上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只有加快科技創新步伐，才能實現彎道超越，不斷縮小差距。如果不與時間賽跑，不與對手賽跑，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甚至喪失發展的戰略主動權。胡錦濤主席在2006年全國科技大會上宣布了中國15年科技發展目標：到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現在離這個時間節點不到9年。時間不等人，我們一定要有緊迫感，努力使科技發展速度快些再快些。

　　三曰方法論意識。方法問題至關重要。方法對頭，事半功倍；方法不對，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毛澤東把方法形象地比作橋和船，認為“不解決橋和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古人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從哲學上說，方法無非兩種，一是唯物辯證的方法，一是形而上學的方法。前者是科學的方法，后者是錯誤的方法。對于科技工作來說，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探索比探索出科學的結果更重要。科學家在戰略思維能力上的差距，不僅是在世界觀上拉開的，而且是在方法論上拉大的。在學科建設上，只有把戰略思維與辯證思維結合起來，堅決摒棄靜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研究問題的方法，才能使主觀與客觀相符，從而取得決定意義的重大進展。

　　四曰善于學習意識。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里所謂的知，是指了解把握各種信息。知的基本途徑就是學習。但要看到，現在是知識大爆炸的時代，現代科技飛速發展的顯著特點，就是科技信息量成幾何級數增長，信息的無限性與人腦生理細胞承載的有限性構成很大的矛盾。即使人腦可以承載，也有一個接受時間差問題。人們常常在驚喜于獲取了某種新知識的同時，突然發現這種知識其實已經過時。于是，學不完、學不到、學不起的焦慮糾結著許多同志。由此看來，善于學習比勤奮學習更可貴，篩選知識比掌握知識更緊迫，有時不學就是一種學習。我們不妨對學習內容進行結構性調整，區分需要精通的、熟悉的、涉獵的和可以忽略的4個層次，著眼戰略思維，有選擇、有重點地獲取信息，這樣才能使學習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以學習科學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引領學科建設的整體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