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劍教授：科學與人文何以互為需要

　　當今社會，是個注重科學技術而輕視人文的社會。這樣的時代特征就是科學成為主導，而人文被嚴重邊緣化。

　　科學在拉丁文里意為“知識”（knowledge），是對宇宙作出解釋與預測的知識。在現代社會早期，科學與哲學兩個詞緊密相關，甚至有時可以互用。

　　最寬泛意義上的科學就是可靠的知識。而狹義的科學一詞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到了19世紀，科學與科學方法緊密相連，是研究關于自然的系列方法，出現了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學科。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科學家”一詞，專門指稱從事科學研究的人。

　　什么是技術？工具、機器、技巧、手藝等的制作、使用等都可以稱為技術。技術通常是為了解決具體的問題，它可以影響人或其他動物控制或者適應周遭環境的能力。

　　但是技術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環境污染已經不是個新鮮話題；對人價值觀以及倫理帶來的挑戰等等。

　　“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兩個詞來表示，第一個是humanities，就是用分析、批評、觀察等方法來研究人的境況。它包括（古典與現代）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視覺與行為藝術（音樂與戲劇）。有時候，它也涵蓋或者說與某些社會科學相互交叉，如技術、歷史、人類學、區域研究、傳播學研究、文化研究、法律與語言學等。第二個詞是liberal arts。本文所說的“人文”，主要是指人文學科，以及人文教育。

　　先前提到過，當今社會是人文學科邊緣化，科技成為主導的社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實用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2008年美國的《紐約州高等教育委員會報告》幾乎沒有提到藝術與人文學科。人們不禁要感嘆，“藝術與人文學科總是最不容易得到資助的”。針對藝術與人文學科在當代的困境，美國學者們有不同的闡釋。一種觀點認為，這是目前越來越左的政治傾向性使然。還有人認為現在缺失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里，學問的優先目的是提升個體，使之成為“一個人”。有人抨擊當下的大學，一心只想“籌措資金”，而忘記了其責任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公民”。更有人幸災樂禍地說，報告就該如此，因為“如果詩人能夠發明一種疫苗或者發明一種全球500強的企業愿意生產的有形物質，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評論”。這是國外的情形。

　　2010年8月3日，《首都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發布，稱到2020年將建成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這份綱要中有幾個問題，之一便是“高層次人才”的定義。什么樣的人才稱得上是“高層次人才”？根據《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中提到的人才概念，可以看出高層次人才應當是指“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而北京市的這份規劃綱要描述的人才是指“能突破關鍵技術、引領新興學科、帶動新興產業發展的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創業領軍人才”。兩者不謀而合。在“高層次人才”的描述中，關鍵詞是“技術”和“科技”，以及“科學家”和“科技領軍人才”。而“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家”不見蹤影，更看不到“人文學科”和“人文學者”。

　　當然，我也注意到，在首都規劃提出的眾多目標中，有一條是：要建設“人文北京，到2020年，名家大師達到500名左右”。這一條提到了“人文”。但是這一條也可能出現很多問題，比如何謂“名家大師”？現在北京已有的“名家大師”有多少？不夠500名的話，未來是引進還是選拔？該如何選拔？但最大的問題或許會是有多少“名家大師”的頭銜可以落到“社會科學家”或者“人文學者”的名下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很少。但問題是：如果只有科學技術方面的“名家大師”，北京還當不當得起“人文北京”之稱？

　　在人文學科日益低落的時候，在有用與無用成為人們心中大學教育的標準時，究竟還需要人文學科嗎？我曾經翻譯過一本書叫做《創造靈魂的人》（美國作家多克特羅著）。書中談到，早在原子彈研發成功之前，很多科學家就已經預見到這種新型發明可能會對人類造成的災難。1944年，已有12.9萬人在為制造原子彈而工作。他們中最核心的人員居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彈實驗室），與外界斷絕了任何聯系。在工作還未完成之時，人們已在談論著：絕不能使用這種炸彈。匈牙利裔科學家西拉德開始上遞請愿書。年輕的費曼喝著啤酒，神情沮喪，想到人們在爆炸那一刻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仍一無所知就難過得幾乎要落淚。而之后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見證了原子彈巨大的破壞性威力。

　　通過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科學技術的誕生過程，與人文有關，而科學技術的結果，更與人文息息相關。而人文，同樣需要科學的支撐。人文研究需要求真的科學精神，質疑一切的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理性的、嚴謹的邏輯思維表達能力。

　　先前我們說到人文在英語中有兩個詞，一個是humanities，另一個是liberal arts。后者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譯作“文理”，比如在指稱美國的一些四年制大學——liberal arts colleges時，就翻譯作“文理學院”。所謂文理學院是指“以傳授通識知識、培養全面的智性能力的學院或者大學，與專業性、職業性或技術性的學校形成對照”。在美國，“文理學院”既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形式，是以培養本科生為主的高等院校，同時也指綜合型大學中的本科生學院。這兩種形式的高等教育，提供給學生的知識大都可以分為三大類：一是人文類（主要包括文學、語言、哲學、美術與歷史）；二是數學、物理與生物科學類；三是社會科學類。由此可以看出，學生所學皆為基礎理論學科。這類教育，通常稱為“通識教育”。

　　美國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視“通識教育”。哈佛“通識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之一西蒙斯教授指出：“我們認為，人文教育并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橋梁。”

　　人文學科，究竟是有用還是無用？耶魯大學法律教授、法學院前院長安東尼·科隆曼在其著作《教育的終結：為什么我們的高校放棄了人生的意義？》一書中發表了如下觀點：一、在過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養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識與道德修養習慣的地方，這兩者的目的是要使一個人能夠過上最好的人生”。如今，科學、技術以及名利已經成為了種種障礙，妨礙人們去追求一種有意義的人生。二、如果我們還“想要在一個龐大但卻空洞的時代尋找意義”，我們就必須轉向人文學科，因為唯有人文學科才能幫助我們去解決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義何在的問題”。三、人文學科總是呈現給學生“一系列的文本，它們以無與倫比的力量，針對上述問題提供了諸多強有力的答案”。在這樣的專業性課程中，學生們會受到感動，進而“去思考哪種選擇最接近自我的演化過程”。四、這樣“重生的人文主義”不僅有助于自我的成長，而且“可以質疑我們在道德與政治世界中的那份傳統的虔誠”，還“能把被遮蔽掉的一切都公開化——這恰恰是人文學科的最高目標，也是每一位教師的首要責任”。科隆曼教授的結論是，只有人文學科才能解決“我們當下面臨的精神危機”。

　　2011年10月底，美國波士頓學院的人文研究院召開了一次題為“在文理大學中，科學何以對所有人都至關重要”的研討會，更多地探討了人文學科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

　　弗吉尼亞大學的傳媒研究與法律教授威德亞納森針對“科學何以重要”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消費者過于相信現在流行的各種技術，卻對其中的各種因素缺乏觀察。他說，美國人總是被各種各樣的統計數字所蒙蔽，被各種粗俗的經驗主義所吸引，過于相信各種統計數字，反倒對民意測驗中的偏見、取樣的大小等疏于察覺。在當今社會，占據前沿地位的工程師與普通大眾之間存在著知識的鴻溝，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著力在全社會強調批評性思維，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由于學科劃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識之間架起橋梁。

　　在這次研討會之后，克萊恩教授與奇利斯兩人在《高等教育紀事》發表文章認為：首先，科學知識至關重要，不然人們無法理解地球變暖、物種滅絕、社會進化、技術與數字媒體與人類捕捉信息的關系等問題，以及技術變化如何影響著我們的決策和公共政策等等。其次，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是無法由科學家單獨來加以解決的。再次，在一個環境和經濟都面臨挑戰的高度技術化的時代，提高我們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學證據與科學觀點的能力至關重要。最后，我們應該致力于對高校中的學生進行教育，因為他們就是未來的社會大眾。

　　人文教育并非與現實生活相脫節，而是通向現實生活的一座橋梁。科學技術只管勇往直前，而人文教育的責任則是努力把握前進節奏乃至方向。科學與人文，互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