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2012年開始進出口貿易總額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對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也給大氣污染防治帶來嚴峻挑戰。筆者認為,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外貿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領域。相關部門對此應高度重視,并展開深入研究,通過出臺相關政策,推動中國外貿走上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從外貿供給側著手,將由此帶來的大氣污染程度降至最低。
我國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帶來的實際影響需引起重視。根據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資料顯示,從總量上看,1995年~2011年,我國出口引致的污染氣體排放總量增長迅速;相比1995年,2011年污染氣體排放總量增加了2.23倍,這一增長主要發生于2002年~2007年之間。
其中,1995年~2001年,每年的排放量較為穩定,在6億噸左右。從2002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直到2008年,污染氣體排放總量增長迅速,從2001年的6.24億噸增加到2008年的18.61億噸,年均增長16.89%。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我國出口下降,由此引致的污染氣體排放總量也相應下降,降幅達16.71%。2010年和2011年,污染氣體排放總量又開始增加,分別增長20.17%和7.55%。
從產業層次上看,1995年、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國各產業出口引致的污染氣體排放量基本上都在逐年增加。污染氣體排放量較大的產業是制造業部門,農業和服務業排放量均較小。制造業部門中排放量最大的產業是電氣和光學設備,其次是基本金屬和金屬制品、紡織和紡織品、化學制品、其他機械和設備等產業。服務業部門排放量較大的產業有水運業、空運業、機械設備租賃及相關商業活動等產業。
美國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對美國出口引致的污染排放量的變化趨勢和我國出口引致的污染排放總量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995年~2011年增長迅速,并且增長主要發生于2002年~2007年期間。
從1998年開始,我國對美國出口引致的污染排放量占我國出口總的污染排放量的比重穩步下降,從1998年的28.50%下降到2011年的19.12%。這與我國對美國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從2002年開始,排放比重開始小于出口比重,說明我國對美國單位出口產生的排放量要小于我國整體單位出口產生的排放量。此外,2011年我國對美國單位出口污染排放量相比1995年下降了45.10%,略高于我國整體單位出口排放量下降幅度。
其實,我國各產業單位出口污染排放量也均呈下降趨勢。如果考慮單位出口排放量,制造業并沒有明顯比農業和服務業排放高,這不同于各產業排放總量。水、燃氣及電力供應均排名單位出口排放量首位,其他非金屬礦物制品緊隨其后。紡織與紡織品,煙草、飲料和食品及鞋類、皮革制品則是制造領域內單位出口排放量最低的行業。服務業部門單位排放量最高的是水運業和空運業,單位排放量最低的是金融業。
不同產業的單位出口排放量是不同的,通過出口結構調整來改善我國貿易引致的污染氣體排放擁有巨大的潛力。實際情況也證實,國內由對外貿易所導致的污染氣體排放,并未因為出口結構效應而有明顯改觀,技術投入效應阻礙是主要原因。因此,未來應該注重改善投入技術,并且著力通過改善貿易結構來降低單位出口污染排放量。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是推動出口新舊動能轉換。想要實現國內外貿產業結構比較低端的格局改變,應從貿易、產業兩個層面同時入手,全面促進其升級優化。讓產業結構由數量優勢轉變至質量優勢,貿易發展全面轉變成效益內涵提升,進一步促進我國分工地位在全球價值鏈內逐步步入中、高端行列。加大貿易結構調整,使貿易結構向更加清潔化方向發展。運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大科技創新投入,積極采用國際先進環保標準,提升產品檢測和認證體系,有效降低電力、燃氣、家電、建材、化工等出口產品單位污染排放量。
繼續鞏固和提升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提升農產品精深加工能力和特色發展水平。引導新興、戰略性產業著力于世界市場拓展。加強高新技術領域內中外雙邊經貿合作體系建設,促進新興、戰略性行業組織與本領域內的企業、基地、地方間協作,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全球范圍內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能源、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的競爭力,全面加大我國高新技術及其所轉化生產的產品出口份額。
二是進一步拓展外貿新業態。全面推動跨境電商快速、平穩、有序、健康發展。加快建立適應跨境電子商務特點的政策體系和監管體系,提高貿易各環節便利化水平。優化B2B、B2C、B2B2C等模式管理,加強第三方平臺的規范化建設,改進電商準入、稅收、物流等配套管理機制,發展“海外倉”促進電商出口。強化和“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國家電商合作,進一步強化絲綢之路(互聯網)經濟合作試驗區域發展與建設。建立健全跨境電商產業鏈。對帶領所在區域發展規范化、集群化、規模化跨境電商產業行為提供全面支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縮小并扭轉逆差。培植一批生產型服務企業,推動通訊、文化、計算機信息、金融等服務走出去。
三是發揮外貿政策體系引導作用。推進優化服務,完善符合開放型經濟發展需要、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外貿管理體制。根據環保標準、安全標準、社會責任等要求,完善對商品的進出口管理。凸顯資金支持功能,完善當前的財政支持政策(外貿發展專項資金等),拓展支持渠道、辦法,有效加強社會資金引導,促進跨境電商發展、標準制定、品牌培育、外貿產品設計與研發,推動我國外貿進入創新發展、升級轉型、調結構、穩步增長階段。對進出口關稅結構進行持續優化升級,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持續完善。全面改革商協會管理體制,在推進行業自律、行業標準體系建設、行業信息交流等方面,把商協會管理體制的功能進一步體現出來。適應國家稅收法定原則,推動涉外稅立法,明確跨境電商、服務貿易等排放量低的產業稅收優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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