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易：我也在反思為什么現在培養不出大師

　　在江蘇省無錫市七房橋村，只要一提起“一門六院士”，當地無人不知。這六院士中，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錢易占據一席之地，另五位，有她的父親錢穆，堂兄錢偉長，以及同支的錢俊瑞、錢臨照和錢令希。

　　作為這個文教傳奇的唯一健在者，8月7日，錢易先生在位于清華大學藍旗營的家中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她向記者回憶起了堂兄錢偉長，以及在錢偉長早期成長歷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父親錢穆。論及那代學人、那代教育體系對當代的啟示意義時，錢易先生感慨萬千，“‘三錢’已成絕響，但他們留下的精神財富，依然值得我們這些后來者去學習、追慕和深思。”　　

　　錢易先生生于1936年，比錢偉長小24歲，“年齡差距太大，我們不像一代人，他跟我父親更親近些”。錢易說，1949年之前，她跟母親生活在蘇州，錢偉長卻早在她出生前就上了清華大學，此后又出國留學，所以生活并無太多交集。直到1957年，她考上了清華大學的碩士研究生，才真正接觸到在清華任副校長的堂兄。然而，沒過多久，反右派運動開始，錢偉長被錯劃為極右分子，師友親屬都被要求與之劃清界限，“就不能再去他們家了”。

　　20多年后的1981年，錢易以錢偉長秘書的名義，隨堂兄赴香港見到了暌別30余年的父親錢穆，才有了又一次比較深入的交往。對那次香港行，錢易回憶說，當時，父親錢穆知道錢偉長在內地事業很成功，也特別欣慰。

　　雖然交往有限，但家族的紐帶聯系和同處文教圈的親近感，讓錢易對堂兄的許多傳奇都了然于心。這些傳奇中，錢偉長的“棄文就理”讓錢易感觸頗深。

　　錢偉長上清華大學的第三天，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錢偉長決定走“科學救國”的道路。當時陳寅恪教授希望他讀歷史，楊樹達教授希望他學文學，但錢偉長卻向物理系主任吳有訓教授申請讀物理系。“吳有訓教授勸他還是學文好，學文也可以救國，但偉長哥哥很堅持，吳有訓教授最后作了讓步，讓他試讀一年，如果數理化三門課有一門不到70分就不行，最后偉長哥哥都合格了，成功進入物理系。”　　

　　“這一切，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錢易先生說。前幾天錢易先生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陜西有個叫孫見坤的學生，自愿研究國學，參加了復旦大學的自主招生，前后有8位教授面試他，都同意吸收，但高考下來，距離陜西省的一本線差了6分，但復旦仍然將他納入今年錄取的特殊考生之列。然而，陜西省招生辦卻認為他不符合投檔條件，即使面試過孫見坤的8位教授聯名寫信要求破格錄取，復旦大學校領導也在信上簽字，但陜西省招生辦公室還是不同意，孫見坤最后被錄到了山西大學法學院。“現在這個做法，與當年錢偉長先生在清華的經歷一比，說明還是當時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系統比較開放。這也說明，我們現在的很多規定，不一定是科學合理的，現在的教育體系上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錢易先生說。

　　“三錢”之中，錢學森和錢偉長在晚年尤為關注教育，錢偉長古稀之年執掌上海工業大學（上海大學前身之一），進行了大膽改革，而錢學森的“錢學森之問”，則至今仍在深刻拷問著這個時代。

　　錢易說，她也時時在思考“錢學森之問”。“回顧清華的歷史，可以列出很多文科和理工科方面的大家，但現在這樣高水平的人物已經不多了。現在可以列出來很多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但跟那個時代的大師比，還是差了一個檔次。我也在反思，為什么現在培養不出大師級人物？”

　　錢易認為，當下學風比較浮躁，教學方式、績效評估體系不太科學，行政化影響也很大，“部里的一個處長，對項目申報、評獎等能起到很大作用。這些都需要改革。”至于評估體系，“我們希望不要拘泥于發表多少文章，而要鼓勵獨立思考，一個方面有獨到之處就可以了。追求文章多不是正確的評估標準，反而可能造成年輕人出現抄襲現象。”

　　錢易說，父親錢穆在做小學、中學教師時，對于學術完全是發自內心的熱愛，所以才堅持自學，研究學術，經18年努力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而成名，“那時候并無考核，完全是出于對研究的熱愛”。而堂兄錢偉長，在上大學時毫無基礎的情況下轉學物理，竟然也能做出令人矚目的成績，“現在，我們中國這么多人，科技投入這么大，學術研究還難在世界上占到一席之地。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大師，父兄們的成長之路，有太多值得我們今天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