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科學家的苦惱

　　對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來說，生活并不容易。他們必須忍受不確定的未來，去競爭科研經費，還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做好為工作頻繁搬家的準備。

　　科學家們在本文里與我們分享了他們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挫折、掙扎、挑戰，當然還有快樂。

　　2018年，美國聯邦預算定稿時，詹妮弗·哈丁（Jennifer Harding）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博士生涯進入第4個年頭。作為一名海洋地球物理學研究者，她花了數年時間學習如何使用一艘由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資助的研究船，并用它來收集海底俯沖帶的圖像信息。然而，NSF卻計劃出售這艘船。這完全切斷了她獲取新數據的來源。26歲，博士階段的最后一年，哈丁想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她希望自己能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找到一份工作。她說：“這一切太突然了，毫無準備”。

　　像哈丁這樣的年輕科學家，從大學本科畢業就要面對一系列挑戰。為了博士學位、博士后項目或教授任期，他們得習慣跨越國家、大洲甚至海洋。他們需要面對距離帶來的關系和家庭壓力。在不確定的未來面前，他們還需要苦惱地思考什么時候才能要孩子，或者根本就不要孩子。他們爭奪稀缺的研究資金。即便離開學術界去工業界，也可能感到困擾，他們害怕這會在學術界留下負面印象。當然，真正需要面對這些煩惱的，也只是在一開始就能進入研究生項目的幸運兒們。

　　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院（NASEM）在今年4月份發表的報告指出，對于還處于入門階段的研究者來說，相關科研配套政策亟須改革。根據這份報告，2016年首次獨立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研究員的平均年齡是43歲，而在1980年，只有36歲。

　　困境一 搬家

　　阿什莉·約為奈特（Ashley Juavinett），28歲，冷泉港實驗室神經科學博士后研究員

　　“學術界幾乎沒人會討論這個，因為這種問題太常見了，為了博士后職位，把家搬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但這讓我的愛情面臨考驗。我的伴侶住在舊金山灣區，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討論他是不是需要搬來紐約。這個決定很艱難，尤其是我們這樣的伴侶，不知道該把誰的事業放在第一位。”

　　困境二 錢

　　亞歷克西斯·魏寧格（Alexis Weinnig），28歲，天普大學生物學博士生三年級

　　“我們每周工作60到80小時，但工資標準卻是每周25小時的。薪酬體系很難跟上生活費。我喜歡我的研究，但我也希望能夠得到這個工作量應有的收入。”

　　薩夫·庫姆溫達（Save Kumwenda），41歲，馬拉維大學流行病學博士生

　　“獲取資金是最大的困難，更不用說足量的資金了。大部分資金都會假定你所在的機構擁有一些基礎設備，特別是當研究需要使用實驗室時。但是，拿到這筆錢以后，你才會發現遠遠不夠。因為大部分設備都用不了，即便可用也是過時的。使用這些儀器會讓你的研究結果看起來不可信，從而很難在高水平的期刊上發表論文。”

　　困境三 文化

　　斯凱拉·拜爾（Skylar Bayer），32歲，海洋生態學家，2018年約翰·A·科納斯海洋政策獎學金獲得者

　　“科學界的運行機制仍然十分古舊，作為一個學生，導師就是你的負責人。如果你和導師關系不好，那你就完了。沒有什么問責機制，你不是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因此也沒有相應的權利。你需要找到有能力為你發聲的人。”

　　困境四 學術vs產業

　　瑪麗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30歲，分子生物學家，美國科學促進會科技政策獎學金獲得者

　　“很早我就知道我不想從事學術研究，但我一直學著克服內心的羞恥感。作為一位身在科學界的伊朗女性，我覺得我有義務繼續走下去，因為這條路對女性來說不容易。但是，我討厭學術界的一點就是它無比推崇學術道路。很多擁有學術背景的人都可以順利進入相關的政府決策機構、傳媒或工業領域，但他們只把這些看作備選。”

　　困境五 家庭

　　雅克·樸（Jacque Pak Kan Ip），35歲，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博士后研究員

　　“我們準備要個孩子，但我不能要求妻子再次犧牲她的事業。我需要在研究上投入很多時間，一旦懷孕她也需要我的照顧，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對此，我們一直猶豫不決。如果有個終身職位就會穩定很多，到那時我們也許會要個孩子。但現在我已經35歲了，她34歲，我們的時間越來越緊迫了。”

　　丹尼爾·岡薩雷斯（Daniel Gonzales），27歲，萊斯大學應用物理學NSF研究生獎學金獲得者

　　“想要將來在學術上有競爭力，我需要一直保持優秀。我已經在一本影響力很高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但畢業之前我最好再發一篇。我還得選一個更有名的博士后職位，而不是留在這兒（得克薩斯州）。在博士后期間，我最好能獲獎，并在頂級期刊上不斷發表光鮮的科學研究成果。但是，我已經成家了，有兩個孩子（一個3歲，一個1歲）。搬家很麻煩，靠博士后的薪水養家也很難。我知道我可以接受這一切，但我的家庭能嗎？”

　　困境六 工作、獲得獎學金、教職

　　索菲婭·納斯爾（Sophia Nasr），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宇宙學博士生二年級

　　“我最崩潰的經歷是申請NSF獎學金。我投入了全部心血，覺得自己的申請無懈可擊，可是只需一位評審專家就把這一切都摧毀了。在資格考試期間，我得知了這個消息，信心基本被摧毀了。雖然現在我逐漸恢復，但作為理論研究人員，已經很難從別的地方申請到資金了。對我來說，NSF還是在那里，還是讓我心碎。”

　　斯內哈·達馬瓦德卡爾（Sneha Dharwadkar），30歲，印度馬內里野生動物生物學家

　　“我正在申請美國的博士生項目，但處處被拒。教授對我說，‘想要進入博士生項目，你得先發表文章。’可我還沒進入學術界，很難在合適的刊物上發表文章。”

　　困境七 代表性與不公

　　卡麗娜·菲什（Carina Fish），26歲，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海洋生物地球化學博士生二年級

　　“作為一個研究氣候和海洋的人，總覺得在我的種族所面臨系統性和體制性歧視的時候，我做得還不夠多。我可以通過尋找一些交集來協調這些問題。當然，考慮到氣候變化正在加劇社會不公，我也渴望為環境正義發聲。”

　　安杰爾·阿達梅斯-科拉利薩（Angel Adames-Corraliza），29歲，密歇根大學大氣科學助理教授

　　“我是波多黎各人，然而科學界很少有波多黎各人，我覺得我是他們的代表。將來我想為拉丁裔、波多黎各裔還有其他少數族裔鋪路。如果我能成為教員，就能擁有一定的影響力。我會在科學界倡導多元化，為女性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