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的躁動

　　日前，一則原載于《烏鎮互聯網醫院開出首張在線處方》的消息在互聯網醫療行業引爆，此“在線處方”更是被評為“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激起多方討論。部分樂觀人士認為該處方或能激活遠程診療“C2C”，解決網售處方藥難題。但也有相關專家則表示，“在線處方”只是申方和配送者的一次渲染，并不能改變遠程診療‘C2C’，尤其是網售處方藥的困境。”

　　“在線處方”或倒逼政策開禁

　　12月10日下午，通過連接烏鎮互聯網醫院，浙醫二院院長、心血管專家王建安對當地患者黃女士進行了“網上問診”，隨后開出烏鎮互聯網醫院成立以來首張“在線處方”，處方上的心血管藥物將通過第三方藥企配送到黃女士的家中。在這一流程全部完成后，王建安院長所開出了這張“在線處方”也隨即被業界評為“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頃刻便在互聯網醫療行業內炸開了鍋。

　　針對“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本報特約觀察家、鼎臣醫藥創始人史立臣認為其意義重大。但他也指出，這并非是“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其實，國內很多網上注冊診療平臺的醫院，早就在幾年前實行這種所謂的遠程醫療處方了，如一些有軍醫名號的私營醫院，就曾多次通過網絡給病人診斷并開具處方，同時郵寄藥品，這對一些憑借網絡傳播為主的醫院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更為現實的如一些省份按照國家規定通過三甲醫院扶持基層醫院的方式進行的遠程醫療，如果基層醫療單位沒有相關的藥品，就會通過配送方式予以解決。

　　“之所以烏鎮互聯網醫院開出了電子處方會被解讀為‘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完全是因為其具有三大要素：一是烏鎮互聯網醫院是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二是處方者是其院長王建安；三是申方和配送者是國藥集團。而這三大要素中又以申方和配送者為真正核心，進行渲染。” 史立臣解釋道。

　　藥品零售觀察與研究專家代航也表示，“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是眾多網絡醫院、投資機構以及翹首等待的結果。對于這樣一份處方，其歷史意義重大：首先，在網售處方藥政策尚未推行時，卻有破冰之旅已開始堂堂正正地先行起來，這起到倒逼政策開禁的作用；其次，醫藥分開在線上網絡技術和醫保政策支持下，有實際動作，能夠加快線下實體醫院和藥店的醫藥分開；再次，“第一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為醫藥電商的快速發力打開一扇大門；最后，變相地將網售處方的安全性、專業性與大眾化討論推向囂塵之上。

　　事實正如代航所說，關于電子處方合法性的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去年，國家衛計委發言人宋樹立說“除了醫療機構提供的遠程醫療外，其他涉及醫學診治的工作不允許在互聯網上開展”。事后，衛計委多位負責人曾多次重申的所謂網上不能進行“醫療行為”只能進行“相關咨詢”。顯然本次烏鎮此舉是一次完整的醫療行為。因此，該舉動也被業界指為“有違背國家相關規定之嫌”。

　　但在史立臣看來，這一舉動并未違背國家政策，因為烏鎮此舉是純粹的三甲醫療機構針對基層醫療機構的遠程扶持行為，是完全符合國家關于開展遠程醫療的政策。

　　“不同時期、不同政府相關部門的政策法規制訂與詮釋經常會有不同。而在既定政策有可能存在變化或激烈博弈階段，任何可能導致原有政策規定改變的行為，都是可以有多方面解讀的，而像這次媒體幾乎一致性的報道解讀來看，本次看是簡單的‘完整的醫療行為’，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在很大程度上是勢力強大的藥品網售派的一次‘行動宣言’。”代航如是說。

　　網售處方難題仍難解決

　　與此同時，“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橫空出世，互聯網醫療市場也是格外興奮。其興奮的原因主要是認為這一先例激活了遠程診療“C2C”。細看這次處方行為，其不僅打通了醫保，做到了線上線下合一，而且還將診療與審方調配、配送、支付等也完整地結合在一起，給網絡醫院、遠程診療（機構）、配送商業公司、藥店、處方藥生產企業等，帶來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史立臣卻認為，互聯網醫療市場的興奮多半覺得這種行為具有代表意義，但這種所謂的“代表意義”具體是否讓國家更進一步放開醫療市場，其實答案不言而喻。“因為遠程醫療和互聯網醫療不可能離開醫療機構，這不止涉及到專業性、責任劃分、還涉及風險承擔等問題，至于遠程診療‘C2C’，則更不可能，如果開具電子處方的人不是醫院的在職人員，根本不可能被認可，如一個從醫療機構離職的醫生是根本不具備資質開具電子處方，所以，本就不存在什么遠程診療‘C2C’行為。”

　　盡管“首張互聯網醫院電子處方”或無法真正意義上激活遠程診療“C2C”，但還是給長時間處于壓抑中的醫藥電商們帶來一絲希望。部分樂觀人士甚至宣稱，“網售處方藥難題或能因此得到解決。”

　　針對這一言論，代航直言道，“網售處方的難題并未解決，但為正視與解決這些難題—一修正和強化相關法規，如何加強監管，如何明晰處方來源，如何把購買、判斷、選擇藥物的權利真正還給患者——創造了條件。”

　　同樣，史立臣也并不看好網售處方藥難題將得到解決的言論。遠程醫療和網售處方藥的行為根本不屬于同一范疇，而且這種行為也不具備代表性，國藥集團可能因為是其新聞參與者而不顧及運輸成本配送藥物到患者手中，但這種行為根本不可能擴大化，因為國藥集團根本就沒有B2C的配送能力，所以，國家層面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放開網售處方藥。

　　另外，相關專家還提醒道，從國外互聯網醫療市場電子處方以及醫藥電商發展史來看，其也遇到了各種難題。而我國在監管此類電子處方和網售處方藥的發展時，必定會被目錄問題、監管問題、責任問題，配送問題所制約。

　　“的確如此，由于現在國內根本沒有B2C的醫藥配送體系，傳統的醫藥商業都是B2B模式，因此，在電商發展的過程中并不會一帆風順，國家也不會貿然放開網售處方藥，但有一點可以規避，就是以連鎖藥店為核心進行區域性的網售藥店試點性放開，連鎖藥店不過是增加了網上藥品陳列和線下配送，而責任清晰，配送無慮，監管容易，責任主體明確，同時可以對接區域醫保。至于醫院、醫生如果走遠程醫療，也需要藥品配送問題，但這時責任劃分比較難以理清，如患者服用配送藥物出現毒副反應，到底誰來負責？是醫生處方問題，還是配送問題等。倘若把配送問題交付區域連鎖藥店，此類問題則能較容易厘清，因為如果處方沒問題，適應患者的體質和病情，那么，出現問題的責任人就是藥店。”史立臣進一步指出。

　　除上述專家指出的四大問題外，據代航透露，我國互聯網醫療市場還面臨多個問題，如如當前實踐與既定政策的矛盾沖突；網售處方藥監管政策的亟待完善；真正確立患者的主動購買權、知情判斷權、醫（院）藥（店）即報銷方案的選擇權等。而要想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其均需依靠政府、政策的平衡。

　　此外，他還指出，解決問題時，政府應著力制定新的監管法規，對所有利益方進行資格、資信、專業性與合規性監管，在當前形勢下，放管結合，尤其是要在管上做足文章。同時，相關企業在利益導向下，為利而來但也不能唯利而來——特別是網售處方藥，關涉到公眾利益，依法經營與良心從業，仍然是網售企業經營中的兩條紅線。而醫院醫生為維護自身權益，呼吁并推動執業醫師多點執業，保障處方來源合法，將是推動網售處方市場放開擴容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