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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建章是著名野生動物學家,曾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與管理人才培訓中心”,為該領域的人才培養開辟了新途徑。談及青年人才的成長,這位老科學家向記者直言:“老一輩的科研工作者,要善于為青年人才讓路、鋪路。”
記者:有不少知識界人士認為,青年科研人員待遇低、流動性大,堪比“農民工知識分子”,尚未成才已被現實擊垮。青年科研人員的現狀真的如此不堪?
馬建章:青年科研人員收入低,被住房、子女教育等現實問題所困擾,是眾所周知的事。“農民工知識分子”的說法雖然有點過,但我也同意。我覺得這與科研資源分配的不合理有很大關系。
這種不合理首先體現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上“見物不見人”。我國科研經費往往比較重視儀器設備、環境條件的改善,但在人員養護上關注較少。許多科研項目在設置初期就已規定,絕大部分經費只能用來購買設備,而能直接撥付給青年科研人員使用的經費很少。比如一個大課題,本來需要很多博士生參加,但按規定人員經費只能用百分之十幾,造成的結果是,青年科研人員參與課題的機會減少,或者是參與的人多了,把待遇降低。
另一個不合理之處是,學術資源過多地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越來越充足,但并未根本改變青年科研人員的生存和發展現狀。部分原因即在于學術資源的配置掌握在少數“學霸”和“大牛”手里,學術資源的分配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許多青年科研人員只能跟在后面“打工”,為他人作嫁衣。長此以往,這些青年原本的學術理想和激情會漸漸消失,其奮斗目標可能會變成有朝一日能擁有“學霸”“大牛”那樣的學術資源支配權。這很可悲。
記者:作為前輩科學家,您認為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馬建章:青年科研人員既要爭取經費,又要做好科研,兩難全,甚至可能兩邊都做不好。我們這些老科研工作者,應該給年輕人創造條件,搭建研究平臺,要給他們讓路。比如有些課題項目,老專家們不必霸著主持位置不放,大可放心地委之于青年人才,給他們施展才能的機會和空間。要讓他們在這里面學會游泳,爭當冠軍。
同時,我們還應幫助年輕人去爭課題。因為青年科研人員的一些研究項目是沒有經費支持的,有課題才有經費,才會有獨自承擔課題的機會和保障。沒有了經費的后顧之憂,他們才有充足的精力和良好心態來做好科研。當然,徹底解決后顧之憂,還需要國家層面的幫助,如提高博士生等青年科研人員的獎學金及課題補助經費等。
記者:科研機構該從哪些方面著手為青年人才的成長鋪路搭橋?
馬建章:人一生中的黃金創造期一般在26歲到46歲之間,諾貝爾獎獲得者出成果的年齡平均在46歲左右。因此,重視青年科研人員,為其創造良好的環境,是人才戰略的根本。但在我國,無論初級還是中級崗位青年科研人員,學術地位目前普遍太低,起步差。他們在高校大都只能任講師,被瑣事所累,成才之路緩慢,這也是一種資源浪費。而且,現行的學術考評中“GDP主義”盛行,過分注重定量評價、“工分”等,為創新路上的青年戴上了緊箍。
在國外,有許多高校講師也可以當博導(但必須要有博士學位)。我國一般規定只有教授才可以當博導,個別學校稍稍放開,副教授也可當博導。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經驗,賦予才能突出的青年講師招收博士生的權利,這對他們來說既是激勵,也是新的壓力和動力。此外,還應更重視把青年人才“送出去”和把一流學者“請進來”,與國外最先進的科研機構和大學交流互動。
在青年人才問題上,我們還應走出單純以定量指標考核人才的誤區。創新能力往往代表著成才的潛力,一個有創新能力的青年,即使在指標考核中“得分”不高,我們也應為其鋪開一條成才之路。高校不應該僅是一個輸出勞動力的地方,更應該是創新的源泉。美國高校很重視創業課程,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均有超過四分之一比例的創業課,且采取小班教學的方式,如8人或15人一班。盡管我國高校可能做不到8人一班,但動輒幾十、上百人的大班教學,顯然不利于互動,很難激發學生的創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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