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國內首設艾滋病感染學生高考考場。如今，考場上1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15名學生考取大學，即將開始求學之旅。然而，這一消息的公布卻引起了部分網友的恐慌——由于我國規定不得公開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不少人開始擔心，會不會一不留神跟艾滋病感染學生住進了一間宿舍。
據一則媒體調查顯示，六成人表示可以接納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工作、學習，但是并不愿意與他們生活在一起。
實際上，不只是艾滋病，像在我國高發的乙肝、結核病等傳染病，每每在人群中提及也是談病色變。那么，究竟這些傳染病是否會影響到一同飲食起居的同學？保護隱私與保障周邊人健康安全，又該如何平衡？
恐懼源于無知
作為國內高校最早成立的紅絲帶協會之一，從2007年起，浙江大學紅絲帶協會每年暑假都會堅持去河南艾滋病村支教，為那里的留守兒童點亮一盞心燈。
每次出發前，指導老師、浙大城市學院醫學院副教授沈王興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負責向家長作安全解釋。“有些家長聽完解釋放心了，個別家長怎么說都不讓孩子去。這種情況每年都會發生。”
那么，究竟大學生能否與艾滋病感染者同吃同住，這既是家長的疑惑，也是開頭那則新聞中網友的疑惑。
為此，《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副主任醫師李侗曾。據他介紹，艾滋病存在三種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堅持吃藥、定期檢查，艾滋病是沒有傳染性的，條件是需要艾滋病感染者終身服藥，一旦停藥就有傳染的可能。
“目前，大學生之間的艾滋病傳染以性傳播為主。即便是血液傳播，被傳染的前提也是雙方均有傷口接觸，且艾滋病感染者停藥后具有傳染性。”李侗曾說，“在一起吃住、參加體育活動，有可能會受傷見血，由此造成的心理陰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學校最好給他們單獨安排宿舍，這也是為了保護艾滋病感染者每日服藥的隱私。”
有同樣傳播途徑的還有乙肝。據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中心主任醫師、北京大學副教授閆杰介紹，在中國與國際通行的《乙肝防治指南》中，乙肝被明確指出通過血液、體液、母嬰傳播，不通過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膚傳染。
為了避免公眾的恐慌和對乙肝感染者的歧視，在中國版的防治指南中專門提到普通人與乙肝病毒感染者共同生活、工作、就餐、就寢等日常接觸是不會傳染的。“這其實就是專門為了學校衛生而寫的。”閆杰補充道，這也是如今高校不對乙肝學生作日常隔離的依據。
閆杰告訴記者之所以傳播途徑相同，但處理態度不同，是因為不同于艾滋病的無疫苗，乙肝有疫苗可防治，打完三針乙肝疫苗就會產生乙肝表面抗體，保證不被傳染。
醫生詮釋了恐懼，但住在人心里的恐懼依然揮之不去，這又是為什么呢？
背后是政策不到位
就在記者采訪閆杰的十分鐘前，一名大學新生剛剛走進了他的診室，這名新生在入學前被查出乙肝表面抗陽性，被所在的大學要求復查。
而事實上，早在2010年，衛生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三部委就曾聯合發出通知，禁止用工體檢、入學體檢、普通體檢中進行乙肝篩查。
然而，即便有了三部委禁令，很多被禁止的事情還是在繼續，現實很是無奈的。
早年，北京市兒童入讀幼兒園必須做乙肝篩查，現在只需檢查肝功能，前者已被政府叫停。閆杰告訴記者，事實上，肝功能異常是乙肝病變的重要指標之一，真正有可能由感染乙肝發展成慢性病的人群是5歲以內的兒童，此時他們的免疫力尚未健全，而成年人病變的概率不足5%。
2000年是中國開始普遍接種乙肝疫苗的時間點，在那之后出生的孩子表面抗體的攜帶率達到80%以上。“現在大學新生幾乎都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為什么幼兒園孩子停止檢查乙肝指標，而作為成年人的大學生還在被查？這是沒有任何科學道理的。”閆杰感慨道。
與乙肝篩查的“有令不遵”不同，艾滋病在高校的預防宣傳則反映了政策的滯后。
從去年起，北京市教委要求大學新生入學都要接受防艾教育。作為國內最早開設性教育課堂的首都師范大學，其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玫玫也參與其中，在京內多所高校宣講。她向記者介紹，這是一門為時兩小時的講座，專門講解性傳播中的艾滋病知識。“給新生普及性教育中的防艾知識是從去年開始的，也就是說，如今正在上大三乃至之前的學生，可能沒有普及相關知識。”
“這反映了中國人總體對健康的關注程度并不高。盡管在《‘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健康優先成為我國的一個戰略，但政策能夠落地并產生實效，還有待時日。”北京大學社會醫學與健康系副主任常春教授如是說。
平衡隱私與安全
“幾乎沒有人公開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讓他們禁欲也不現實，其他人豈不是要遭殃？”知乎上一則網友的提問，代表了很多人的心聲。
朱力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招”的，她也是我國第一個公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身份的女大學生。公開身份后，她默默地承受了諸多異樣的眼光，也被很多機構、大學邀請去作演講交流。
就像是天平的兩端，保護患者隱私與保障周邊人安全是一對矛盾體，此消彼長，似乎難以平衡。
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保護支教者自身安全是必須著重強調的。每年出發去河南支教前，沈王興都再三囑咐隊員，如有外傷，盡量避免傷口與他人接觸。由于安全措施得當，11年過去，從未有隊員因支教染上艾滋病。
而在采訪中，包括沈王興在內的所有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以當前大學生乃至社會的認知程度，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并不宜公開，公開后易產生歧視、恐慌，給其增加心理壓力。
專設艾滋病感染者考場的行為，在常春看來并不妥當，艾滋病傳播不涉及呼吸道傳染、皮膚傳染，專設考場把艾滋病感染者考生推到了風口浪尖，反倒形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社會、學校、媒體要把他們普通化，而不是特殊渲染。”
“高校應該做的是，在保證隱私的前提下，盡量給他們安排單獨宿舍，保證學生順利拿到抗病毒藥物、定期檢測，幫助他們完成治療。這也是一個分清責任的證據，至少證明學生在上學期間不是在校內感染，而是來自其他途徑的感染。”李侗曾說。
當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傳染病都出于保護隱私的考慮而不公布患者身份的，比如肺結核。
北京胸科醫院結核一科主任醫師段鴻飛告訴記者，肺結核是呼吸道傳染病，日常接觸是可以感染的，大學是人群密集之所，一旦有大學生發病，其室友、同學都要進行結核病篩查。從這個角度來說，病人的身份是可以被知道的。
他進一步指出，有三種情況學生必須休學治療——菌陽肺結核；胸部X射線顯示肺部病變廣泛，或者伴有空洞；明顯的肺結核癥狀。經醫生判斷治愈才能復學。
怎樣保障其他學生的安全？他認為，首先就是病人不應該隱瞞，發現典型的癥狀如咳嗽、咳痰超過兩周應及時就診，確診肺結核后應該及時告知學校，學校也要立刻采取相應措施。
健康教育亟待補課
眼下，浙大城市學院紅絲帶協會會長朱方圓正在參與“大學生防艾與性健康教育進課堂調查研究”的活動。這項調查的范圍是在校生，“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但當前數據顯示很多大學生都認為沒有必要開課，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艾滋病離我們很遠’”。
與學生的“漫不經心”相對照的，則是專家的“亟待解決”。
躁動的青春期，性傳播是大學生群體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徑。常春通過調查發現這些年來大學里發生性行為的比例在提升，并且隨著年紀的增加比例在增高。與此同時，女生懷孕、流產的比例也在增長。
“然而，中國開展性教育課程的高校少之又少。”常春指出，盡管《“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強學校的健康教育，但強調的卻是中小學，并沒有真正地把大學考慮進去。
相對于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展板、廣播等防艾宣傳，在常春看來，開課是一種更系統、更規范的形式，不論課時長短、開課形式如何，“起碼應先在高校普遍開設性教育課程，且不是泛泛而談”。
實際上，在張玫玫的性教育課堂上，她總會點得很透徹。就像剝一個洋蔥，從性交行為與愛情的關系，為何是檢驗真愛的重要標志；到對方提出要求，需要考慮承擔哪些結果，在什么條件下可以答應；到如何做到身體和心理的安全……一步步與學生討論得很細致，使得大學生能夠做出無傷和適合的選擇。
這樣的課堂真實直白，她會在課堂上檢驗學生掌握安全套的使用情況，并當面點出學生“掌握的疏漏”。之后，使學生完整地掌握安全套使用的正確時機、方法。
“課堂上要勇于和學生講解，如果總是刻意回避，總在念叨著‘性行為是不安全的傳播途徑，不要輕易嘗試性行為’，學生很難做到知行合一。”張玫玫如是說。
而課堂之外，更需要的是全社會“補課”。
“醫生不問病人是怎樣得病的，我們的社會也需要這種心態。”張玫玫表示，關愛艾滋病感染者應該接納、幫助他們，讓他們感受關愛進而幫助他人不再成為感染者，而不是因為缺少關愛報復社會。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關愛艾滋病感染者于己于他都是有益的。
就如何解決覆蓋面小的問題，李侗曾認為，光靠課堂不夠，借助名人的力量是一個不錯的方法，比如劉德華作為乙肝感染者與乙肝防治大使現身說法，帶動了更多明星的加入。“艾滋病也有很多形象大使。不妨與時俱進，每代大學生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果能邀請他們來做防艾宣傳，效果會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