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海歸”人才緣何再度“歸海”

　　一方面，中國正迎來最大規模的“海歸潮”;另一方面，也正經歷著部分海歸人才“歸去來兮”的情況。

　　有這樣兩組數據引人深思：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介紹，截至2012年年底，我國留學回國人員已達109萬人，僅去年一年有27.29萬人回國，同比增長46.57%。中國正迎來最大規模的“海歸潮”。

　　而德國波恩大學終身講座教授辜學武在歐美同學會建會100周年建言獻策座談會上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出去的留學生達到264萬人，但回國者只有109萬人。這意味著有60%的人出去后沒有回來。

　　近日，多位專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部分海歸人才再度“歸海”的情況也值得警惕。

　　海歸人才大規模回國固然值得欣喜，但高端人才“歸而復去”更令人憂心。在專家們看來，如何從用人機制、文化建設等方面加以改進，是讓海歸人才歸國扎根必須解決的問題。

　　原因一：被邊緣化

　　在眾多“去而復歸”的人才當中，國家開發銀行首席國際業務顧問李山的經歷頗具參考意義。“我的回國經歷是三進三出。”李山笑言。

　　1998年4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提出，要建立中國的高盛投資銀行。受到感召的李山毅然從美國高盛投資銀行辭職，回國參與籌備國家開發銀行投資銀行。“由于當時中國的大環境所致，干了一兩年，我們沒有做成，也沒有事情可以做，沒拿工資就走了。”

　　第一次回國工作以失敗告終，但這并未影響李山的熱情。2001年左右，他再度回國，在中銀國際做總裁。“我在擔任中銀國際CEO的5年間，將國外模式搬到了中國，使中銀國際成為中國的小高盛。”

　　然而，李山最后還是選擇了離開，原因與留學生政策有關。

　　“當時中國銀行要(在香港)上市。我作為中國銀行投行的一把手，卻因不在體制內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慮范圍外。”為此，李山二度“歸海”。

　　李山的第三次歸國，則出于“千人計劃”的召喚。他選擇回國擔任國家開發銀行首席業務顧問，享受高管待遇。

　　“我們這個時代，留學生總體上來講還是被邊緣化。目前需要加快人事體制改革，從而使更多的留學生可以‘報國有門’。”李山說。

　　原因二：沒地方去

　　對于海歸人才“歸海”的判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有著和李山相近的觀點。

　　鄭永年認為，盡管中國有“千人計劃”等各種人才引進計劃，但還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從全球人才流動趨勢來看，總體上是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

　　為什么有些海外華人回國以后又選擇離開?

　　在鄭永年看來，關鍵還是缺乏人才載體。他以新加坡為例解釋說，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學，其中三所的校長是外國人。許多大學中研究所的所長以及醫院和國有企業的高層領導有很多也是外國人，這些職位都是人才載體。“中國的人才回國后去哪里?沒地方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劉宏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建議。他認為，應當注重發揮海外華人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海外華人可作為全國政協的正式代表，后來這一制度沒有延續下來。希望政府可以吸納海外人才，特別是居住在海外但能保留中國國籍的海外華人，成為全國政協或者全國人大的正式代表。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渠道為國家建言獻策。”

　　原因三：怕官本位

　　靠什么讓“歸海者”去而復歸?對此，專家們認為，加快人才制度改革，創造寬容的人才環境，方是解決之道。

　　“在創業領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級別的，而是需要寬容的人才環境。真正能吸引人才的有兩樣東西：寬容的環境和方便的商業模式。”賽富亞洲投資基金創始管理合伙人閻焱建議，中國亟須在這兩方面加以改變。

　　鄭永年則表示，中國下一步人才制度改革的重點應當是體制改革，“去行政化”。他認為，企業、醫院、大學、研究院和研究所都應去掉行政級別。如果大家還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級別的話，中國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資源市場不會有公平競爭，也就不會實現人才的真正回流。

　　他進一步分析稱，海外人才回國后，國家會給予一個行政級別，因為很多資源分配是跟行政級別掛鉤的，沒有行政級別就拿不到資源。“中國的科研基金、項目基金的評審都是這樣，并不是單靠你的學術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一旦拿到行政級別，它同樣會害了你，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去作學術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國以后又選擇離開。”

　　閻焱也表示，海歸人才在中國面臨的最根本問題是行政級別。海外人才一旦落腳，就會面臨待遇和級別問題。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一些海歸人才回來后會被等級制度和官本位同化。“我國當前的環境具有行政色彩，而這種人才發展環境吸引不到一流的創造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