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生物武器：ISIS或將用埃博拉病毒進行恐怖襲擊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蔓延引起世界關注，而同時讓中東為之恐慌的是極端武裝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猖獗。針對ISIS國放言要襲擊歐美本土，有媒體擔憂這個恐怖組織會將ISIS病毒制作生物武器，用于恐怖襲擊。而美國專家弗朗西斯·博伊爾則宣稱埃博拉病毒蔓延本身就是美國生物武器實驗室造成的結果。

　　恐怖淵源——3000年前已用于戰爭

　　早在人類從顯微鏡下認識到微生物之前，他們便已經開始使用這些致病微生物，作為自相殘殺的工具。據說早在3000多年前，小亞細亞的赫梯王國便將染上兔熱病的綿羊放入敵對的國家中，傳染瘟疫，使得敵人的軍隊和民眾死者無數，削弱了對赫梯王國的威脅。在古羅馬時代的戰爭中，攻城的一方也會將尸體、糞便和老鼠等用投石車發射到被圍困的城池內，使得尸體和污物上攜帶的微生物引發城內瘟疫。這種手段一直持續到中世紀蒙古人進攻歐洲。

　　幾百年前歐洲人入侵美洲時，故意向美洲土著人贈送了天花病人用過的毛毯。由于美洲之前并無天花病毒，土著人完全對此沒有免疫力，結果在恐怖的生物武器襲擊下，美洲土著人大批死亡，許多部落完全滅絕，有力地加快了歐洲人對美洲的種族滅絕。

　　20世紀隨著生物學和醫學的進一步發展，生物武器也得到各大國重視。一戰期間德國就曾用間諜撒播馬鼻疽桿菌及炭疽桿菌，感染協約國軍隊的騾馬，從而削弱敵軍的后勤能力。英國方面在1916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特工用手槍刺殺納粹頭目海德里希，子彈頭上就摻入了肉毒素，導致這個殺人魔王感染身亡。英國還曾打算在德國投放大量混有炭疽桿菌的飼料餅，使德國本土疫病流行，后來因盟軍進展順利而取消該計劃。

　　日軍的731部隊更是罪惡累累，10年間用我國同胞進行活體試驗，遭殺害者達3000人。日軍二戰期間在我國浙江、湖南、河南等地空撒布傷寒桿菌、鼠疫桿菌和霍亂弧菌，致使霍亂流行，死者數以萬計。汪精衛手下的特務頭子李士群也是因為得罪日本人，飲食中被摻了霍亂弧菌而死亡。美國在二戰后則包庇戰犯，接受了日軍的生物武器成果。在朝鮮戰爭中，美軍便向朝鮮平民區和志愿軍陣地投放了大量帶有鼠疫、霍亂等傳染微生物的昆蟲、樹葉等。

　　魔鬼爪牙——生物武器威脅

　　相對于常規武器和核武器、化學武器等，生物武器最大的特點是有傳染性，這也是它最令人恐怖的一點。常規武器威力再大，打完了也就過了。核武器固然有放射性，但這些放射性和留存量會自然減少，隨著時間推移影響漸漸消失。而生物武器中包含的微生物，本身是會繁殖的。這意味著在一定的條件下，“生物戰劑”可能自行增多，影響越來越大的范圍，感染越來越多的人。

　　除此之外，生物武器的攜帶和投放相對簡單。既不需要使用如核武器那樣相對龐大和精密的機械，也不需要化學試劑的存儲、運輸那樣麻煩。極端情況下，一個間諜散布的一些日常隨處可見的物品，便可能攜帶著致命的病原體入侵敵方的軍營和城區，使人防不勝防。而且，一些生物氣溶膠可以隨風飄散到較遠地區，一次使用殺傷范圍可能達到上千平方公里。

　　生物武器的研發門檻，也比核武器和其他高精尖常規武器要低得多，而對于人員的殺傷和地區的破壞力則是相當巨大，也因此，生物武器被稱為“窮國的原子彈”。

　　而對于和平時期來說，生物武器不顯山不露水，一旦爆發則可能帶來重大傷害，而且殺傷不分軍民，不分老幼，這就成了恐怖組織進行襲擊的重要工具。據統計，從1960-2000年，全球共發生生物恐怖事件121起。例如在1984年9月，美國發生鼠傷寒沙門氏菌污染的食物中毒事件，引起751人感染疾病。同年11月美海軍發生肉毒毒素中毒的事件，據稱共造成了50人死亡。

　　降妖除魔——生物武器禁止與防治

炭疽桿菌

　　生物武器最可怕的一點是無差別的殺傷，只要一旦爆發了，如果防治不得力，可能造成疫情不斷蔓延，而且不會區分軍隊和平民，而是對一切疫區的人無差別殺傷，甚至平民遭受的傷害更為嚴重。再加上其使用門檻低，易于擴散，這就造成生物武器的存在和使用，本身已經成為對人類社會安全穩定的嚴重威脅。

　　1971年，蘇聯、美國、英國等12國向聯合國提出了《禁止生物武器條約》，并于1975年正式生效。其主要包括，簽約各國不能制造生物武器，銷毀已有生物武器，不援助、鼓勵別國取得生物武器，以及支援受到生物武器威脅的國家等。目前已有160多個國家加入。中國在1984年加入該公約。

　　生物武器盡管威脅大，殺傷力強，但如果能有完善的防止系統，則可以大大減低破壞。例如在朝鮮戰爭期間，由于我國東北地區和入朝部隊都建立了專門的全民衛生防疫體系，使得美軍的生物攻擊效能大減。例如美軍一次炭疽攻擊后，我國共有五位平民遇害。而當防疫體系不力時，例如抗戰期間日軍的細菌攻擊，則傷亡會異常慘重。

　　現代生物武器的防治，主要包括預警體系、防控體系和疫苗庫。預警體系是盡早發現疫情，發現得越早，控制越及時，損失越小。預警體系既需要民間衛生部門和民眾自身信息反饋的有效機制，也包括各種新技術，如可探測懸浮生物戰劑的新式雷達。防控體系是指對已經發現的疫情進行有效的控制，減少感染，控制損失。這其中，包括排查傳染源，使用新的抗體技術，有效的防護服、防毒面具，并采取措施，緊急隔離感染人員，殺滅可能傳染的鼠類、昆蟲、鳥類，排查機制等。而疫苗庫則是預先儲備和及時更新疫苗，通過疫苗來對抗致病微生物。

　　魔鬼短板——生物武器的局限

《生化危機》中的生物武器–T病毒

　　生物武器雖然有著種種可怕的“特長”，但它也存在大量短板。

　　首先，生物武器的攻擊生效周期較長。從生物武器投放到感染、大面積爆發，存在一個時間周期。這一方面增強了隱蔽性，使之早期不易發覺，另一方面也給了對手反應時間，只要及時注意到種種征兆，或者在發病之初及時應對，完全可能將損失控制下來。

　　其次，生物武器的使用受到諸多限制，溫度、大風、氣候都會影響投放效果。

　　其三，隨著科技發展，戰爭的維度不斷提升，戰場瞬息萬變，戰爭更大程度上是對物質、能量、裝備、數據信息的有效處理。這就使得以直接慢性殺傷人畜為手段的生物攻擊對戰爭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

　　其四，生物武器使用成本很高。為了保證生物武器不傷到自己人，對其進行存儲運輸是極為頭疼的事情，一旦發生本土泄露，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同時，對敵國使用生物武器，進行不分軍民的屠殺，還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和道義上的風險。而生物武器本身的技術門檻較低，又使得一旦使用生物武器，完全可能遭到來自敵方的報復，最后兩敗俱傷。因此，即使在生物武器得到大發展的20世紀，也對戰爭的進程沒有造成什么重要影響。而在日益講求人道主義的今天，局部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例子是鳳毛麟角。

　　包括美國人擔心的ISIS分子用埃博拉作為恐怖襲擊手段，首先在全球醫學隊伍聚焦非洲的情況下，ISIS是否有能力安全從非洲或其他地區獲取埃博拉病毒就是問題。就算能夠得到埃博拉病毒，他們有沒有能力將其妥善保管，再越過警戒線運輸到目標國家，這又是個問題。ISIS如果真的膽敢玩弄埃博拉病毒，弄不好他們會先在自己的控制區造成大片疫情的。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按美國人慣于賊喊捉賊的特色，倒是不排除他們自己制造一起疫情，然后嫁禍ISIS的可能。

　　新魔影綽——基因武器之謎

　　近來，隨著科技發展，生物武器家族中的一代新成員–基因武器又橫空出世。基因武器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變微生物的遺傳密碼，從而研制出的新類型的生物武器。

　　基因武器的一種思路，是通過改變微生物的基因，使得對方的疫苗庫失效。疫苗庫是對抗生物武器的重要手段，一旦進攻方將生物戰劑的基因改變，便可能弱化甚至消除原有疫苗庫的防疫力，從而削弱對方的防御能力。即使防守方再次更新疫苗庫，進攻方也可以重新設定基因，從而將圍繞生物戰劑的基因攻防無休止拖下去，而這樣吃虧的永遠是防守方。

　　此外，基因工程還可以通過移植基因片段，來強化原有生物戰劑某一方面的能力。例如，可以通過移植強繁殖能力的片段，加強生物戰劑的繁殖擴散能力，原本一小時繁殖20倍，新的一小時繁殖1000倍。可以通過移植強致病能力的片段，加強生物戰劑對人體的殺傷能力，原本致死率20%，新的致死率95%。還可以通過移植強抗藥性的基因片段，加強生物戰劑的抗藥性。據稱美軍在普通釀酒菌中接入一種引起裂各熱的細菌基因，從而使釀酒菌可以傳播裂各熱病。還傳說俄羅斯研究出了無任何藥物可以抵抗的變種炭疽菌。

　　另外還有一種基因武器，稱為“種族基因武器”，即針對人類不同種族之間的基因差別，專門強化特定的微生物基因片段，使得研制出的生物戰劑只對某特定人種有殺傷力，而對其他人種完全無害。這種精確制導的生物武器若真研發出來，將是種族主義者的大殺器。傳說以色列正在研究一種生物武器，僅對阿拉伯人有殺傷力，而不會傷及猶太人。但也有科學家認為，這種針對人種的生物武器只是天方夜譚。首先要獲取整個種群的基因特點難度相當大，取得100萬個猶太人和100萬個阿拉伯人的基因很難，但即使有了這全部200萬人的數據，也不可能因此就整理出兩個種族的基因特征，更別說針對性的研制出不誤傷的生物武器。其次，目前世界各種族經過許多代的混雜通婚，基因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家和民族都更多成為了文化和利益的概念。比如美國最多的種族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但也有大量德意志人、拉美人、非洲人、亞洲人（包括華裔）和猶太人等，任何一種基因武器都不能避免傷及美國自己的公民。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雖是世仇，他們卻同屬古閃人的后裔，彼此基因上相似度比與其他種族都高，要制造放過一個對付另一個的基因武器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