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饒毅汪品先等議：中國科研緣何難有重大創新？

　　在過去十年里，中國在科研開發上的總投入以每年大約20%的速度遞增。這樣大力度的經費支持的確帶來了顯著成果：2011年，英國皇家學會的一項研究發現，從2004～2008年，來自中國的論文發表數量占全球的10%，僅次于美國，排名世界第二。

　　然而，2012年，由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合作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的科研質量并不令人滿意。這項研究發現，雖然有大量論文發表，但中國具有高影響力的論文相對較少，由中國開發的ZL也大多不重要，鮮有重大創新。

　　究竟是哪里出了問題？而中國又應該作出哪些改變去刺激創新？《國家科學評論》組織了一次專家討論會，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了討論。參加此次論壇的專家包括：來自清華大學的化學家李亞棟, 來自北京大學的生物學家饒毅，來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物理學家王鼎盛, 以及來自上海同濟大學的地質學家汪品先。

　　自上而下的控制不益于創新

　　汪品先：1988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著名的論點是中國幾十年來重視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遺憾的是，這也形成了中國的科學管理自上而下的行政體制，科學像產業一樣管理，這對科技創新并沒有好處。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研究，需要有好奇心驅動，并且必須要在允許多樣化的環境下才能繁榮。

　　王鼎盛：的確，創新的想法不像做工程，是不能被計劃的，它們建立在知識和智慧交流的基礎上。原創的想法常常是科學家獨立設想出來的，并非事出偶然。

　　李亞棟：由大量生產力推動的“大躍進式”的科學，對于能力建設是有用處的，但這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創新。改變這種局面的關鍵是要對科學家個人自下而上的新想法給予更大支持，激勵更多基于個人天分而不是整個項目的研究。這將允許科學家擁有更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去追求一些天馬行空的研究而不受官僚體系的打擾。

　　蒲慕明：我當然同意原創的、創新性的研究是不能被計劃的。但是我不認為科學家在實驗室的工作受到了嚴重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只要這些研究有一定的科學產出。問題是大部分科學家沒有被鼓勵去嘗試有風險的研究，因為科研經費的評價體系不允許人們這樣去做。現在的評價體系只考量短期內立即取得的科研成果。

　　饒毅：在發達國家，有很多獨立的研究機構，比如德國的Max Planck研究所，美國的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允許科學家嘗試有些冒險的想法，從事長期項目。他們還有非政府或者慈善基金支持科學研究，比如美國的Sloan基金會。這些獨立機構激勵競爭，優先級別多樣化，補充政府支持的研究項目。

　　重大項目的決策常被誤導

　　李亞棟：在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下，這類問題尤其突出。比如在國家重大項目的決策方面，2006年啟動了為期15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現實中）常常出現這種情況：項目啟動的時候，被選中領域的重要發展階段已經過去了。這就意味著，我們落后了一步。對于能力建設或者需要培訓大量科學家的某些領域，這是可以的，但是對于中國成為科學界的全球領先者的戰略設想，這是不利的。

　　饒毅：這是一個大問題。很多重大項目的決策都被誤導了，各個部委之間也有很多重合的研究項目，導致浪費和低效。

　　王鼎盛：因為中國有一個相對較低的起點，可能除了一些個別情況之外，沿著西方國家的科學發展趨勢走是難免的。問題在于，這樣的局面該如何改善，中國怎樣才能引領研究方向。

　　汪品先：我參與過《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制訂，制訂的具體過程令人失望。它發動了上千名科學家，但是由少數權威人物做決定。這個過程中大量科學家的參與流于形式，更缺少真正的爭論。

　　李亞棟：中國科學家的最終目標是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追隨那些西方國家的熱門研究。但是，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中國的前沿研究成果是非常困難的。

　　蒲慕明：的確，中國需要確定適合本國的研究方向和重點，解決國家重大科技問題，滿足國家利益需求。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主流科學研究。如果偏離主流，將很難在國際重要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而這類文章的錄用決定通常是主觀的，取決于編輯的興趣。這是個兩難選擇。

　　王鼎盛：也許有創新性、非主流的研究可以在中國的期刊上發表。在2008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前，日本科學家Toshihide Maskawa都將論文發表在日本的期刊上。在高影響力的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并非唯一出路。如果研究成果具有高質量和原創性，在哪里發表論文并不是那么重要。

　　汪品先：想要明顯改變大環境是很難的，大環境是指作出重要決策的政治機構和決策過程。但是關于小環境，通過教育、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我們有很多可以做的。比起30年以前，這些方面已經有很多進步了。培養一大批有創新性獨立思維能力的科學家需要時間，我們要保持這個勢頭。

　　饒毅：改進重大決策過程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一個高水平的、科學的咨詢委員會，由各研究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組成，他們不僅來自學術界，也來自工業界。這個委員會可以設置在國務院，獨立于部委利益而存在，類似于美國的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經費分配決策被“關系”所累，缺乏保密和透明性

　　王鼎盛：接下來一個級別的科學治理的問題是如何分配研究經費。有很多官僚干擾或介入這個決策過程，專家意見常常不能得到足夠的重視，當然這絕不僅僅是中國才有的問題。

　　饒毅：盡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并非沒有問題，但迄今為止，在項目建議書的評審方面它是最好的機構。其他機構和部委里存在很多的行政因素干擾，個人關系常對申請成功至關重要。大部分官員對于科研都沒有什么經驗，但卻有很大的權力。在目前的環境中，很多專家也公心不夠。其他人都擔心冒犯這些人，不敢和他們的意見形成對抗，敢于表達獨立想法者常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蒲慕明：問題在于作出重要決策的是行政人員而不是科學家。在一些情況下，資助機構并不公開評審團給出的分數，讓最后的決策過程無法透明。

　　汪品先：這就鼓勵了研究者不去把時間花在研究上，而是去和掌權的人搞好關系，包括學術權威和政府官員，有時就會產生賄賂和腐敗。

　　饒毅：在過去，我國的研究資金比較少，顯得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現在經費充足，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導致了大量浪費。

　　李亞棟：大部分重大科研項目涉及來自幾十個研究院所的上百名科學家。甚至評審委員有時會推薦不夠資質的科學家。當很多人參與的時候，“關系”的影響力是很難被發現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大量削減參與的機構，以確保他們可以為項目真正負責。

　　饒毅：保密性也是一個問題。有時在評審會議舉行前，我會收到申請人的聯系。他們怎么知道我是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這應該是保密的。而評審委員會內部會議的內容也會被輕易透露給有關系的人。

　　蒲慕明：每個人都在抱怨保密性的缺失，但是據我所知，大部分中國科學家沒有遵守保密規定。你只要參加一次科學家的宴會，就會聽到人們在談論他們參與評審的項目申請。問題在于沒有人執行保密規定，大部分科學家缺乏自律。

　　績效評估鼓勵急功近利

　　王鼎盛：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在評估論文質量，或者科學家、研究機構、研究項目的表現時，過于強調期刊的影響因子。

　　汪品先：這個問題必須得到改變。我非常反對公式化地將影響因子乘上文章數量，更荒唐的是根據這個數值去發獎金。我們是在試圖量化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

　　蒲慕明：現階段所有的績效評估都是關于短期產出的。這鼓勵了尋求快速成功和短期獲益的急功近利的風氣。科學家滿腦子想著每天的生存，或者申請盡可能多的經費，因此發表大量容易錄用，但是不重要的論文。很少科學家有長遠的視角，或者愿意冒險去驗證創新的科研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現在的情況不允許解決真正科學難題的研究存在。

　　汪品先：做科研需要錢，但是錢多并不能保證高質量的研究。每個人都忙著找錢、忙著發表論文，其中大部分人只不過是在重復已經做過的研究。也許他們其實根本什么都沒有做成，但是大量經費就這樣花掉了。

　　李亞棟：糾正急功近利的辦法之一是支持更多的長期項目。目前，大部分項目持續3~5年，通常缺乏遠見。為了在短期內展示科研成果，科學家們被迫尋求快速回報。開展原創的高質量的研究需要更長期的努力，3~5年也許只是鋪設基礎的階段。

　　饒毅：低質量的績效評估也和中國整體較低的科學評價標準有關。總體來說，有著獨立思維和優異專業能力的科學家數量還很有限。

　　李亞棟：如果一項研究是原創的，并且很成功，那么科學家應該能夠用一句話去概括研究成果及其重要性。但是，如果是一項平庸的研究，或者研究者都不清楚自己試圖解決什么科學問題，那么他們就會傾向于把重點放在發表文章的數量上。

　　汪品先：我不是反對科學引文索引（SCI）本身，問題是我們把它看得太重了。在很多時候，它已經變成了唯一標準。SCI反映了一個期刊的平均影響力，這和其中單篇論文的份量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王鼎盛：一個更有用的指標可能是單篇論文的引用數量，特別是當論文已經發表了若干年之后。這可以被作為一種快速的初始篩選機制，去衡量一個研究項目的重要性，尤其是當一個領域的專業積累并不豐富的時候。但是，類似于SCI，這也絕不應該被當作唯一標準，必須有專家從質量方面的衡量作為補充。

　　中國科學的未來

　　李亞棟：我不認為我們需要過于擔憂。雖然科研生態系統里有雜草，但是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大部分中國科學家是誠實、有天分和勤奮的。種子已經種下了，我們正在經歷成長的陣痛。但是我有信心那些種子會長大、開花結果。

　　饒毅：盡管個性樂觀，但我越來越擔心中國的科學可能走不到我們希望的那么遠。中國可能永遠無法成為全球科學領先者。如果缺乏能力和意愿進行必要的重大科研體制改革，會導致中國滿足于小成就而停滯不前。由目前的情形判斷，中國科學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時候似乎還很遙遠。

　　汪品先：我同樣也非常擔憂中國科學的走向。我們對科學作了很大的投入，但是產出又怎么樣呢？如果中國的科學做不好，我們就永遠不可能在國際領先。

　　蒲慕明：科學和文化是緊密相連的。建立有利于創新研究的科學文化需要時間，可能是幾代人的時間。如果這無法實現，那么中國基礎研究的未來依然前景渺茫。作為已經有了一些成就的科學家，我們有責任去培養年輕一代對科學的興趣，去幫助建立一個可以真正推動創新科學的環境和資助體系。

　　王鼎盛：我沒有那么悲觀。我不認為中國缺乏使其在科學領域里成為全球領導者的“科學基因”。相反，一個國家的科學文化是可以隨著時間調整和自我糾正的。中國在古老的時候，在文化和科學上都曾經領先于世界。我不認為這在未來不會再次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