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高校發展還存在哪些痛點？

　　2018年，中國高校發展取得的成就不勝枚舉，姑且按下不表。

　　本文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同行交流研討基礎上，梳理了中國大學發展所面臨的若干痛點，以期為中國大學辦學空間的拓展作出微薄努力。

　　1.

　　近兩年，發到大學的各類紅頭文件的數量并沒有隨著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而有效減少，非許可性審批行為仍然大量存在，以監管之名行審批之實的行為仍然較為普遍，大學運行管理依舊是行政指令驅動的模式，大學作為法人主體，自主運行空間受到較為嚴重的擠壓。

　　2.

　　行政條線細分切割而導致的政出多門現象仍然比較常見，高等教育領域的改革常常因為發改、財政、人社等部門的掣肘而停滯不前。

　　例如，一所高校究竟應當擁有多少高級職稱職務，本應由高校自身根據各學科的學術發展狀態和擁有學術資源情況自主確定，卻始終受到人社部門剛性規定的嚴重制約。

　　3.

　　自上而下的行政條線驅動大學治理，從而擠壓學術治理空間的現象較為嚴重。

　　高校學術組織參與學術治理的能力低下，不少高校學術治理體系基本形同虛設，學術委員會仍然是高校最大的“橡皮圖章”。

　　4.

　　高等教育辦學是一件長線事業，但高校校領導的更替仍然有如“走馬燈”，高校依舊缺乏真正立足自身的實際發展狀態，自主遴選領導者的自主權。

　　而這一自主權也是各項自主權當中最為重要、最為基本的一項。在某些情況下，干部安置優先級別甚至高于辦學優先。

　　5.

　　學術指標驅動高校辦學現象較為嚴重。

　　不少大學的學術管理不尊重學科發展規律，“一刀切”地要求大學教師申報科研基金，發表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索引論文，基金申報套路和學術投稿套路成為學術生存的基本法則，真正多樣性的學術志趣和學術追求則缺乏生存的基礎條件。

　　6.

　　教學成果獎、科技成果獎、人才項目、科研項目等行政主導的評審“公關”現象雖得到一定的遏制，但各種利益輸送和變相“公關”現象仍然屢見不鮮。

　　7.

　　高校學生招生與培養存在較為明顯的公平“潔癖”。

　　高中的“高壓”學生管理和大學的“自由”學生管理很難銜接，而高校在學生轉學、轉專業等方面又缺少基本的自由，導致高校在嚴格執行培養要求方面面臨著來自學生、家庭和社會的巨大壓力。

　　“無奈放水”和“被迫降低要求”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制約了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

　　8.

　　黨政機關行政支出規則約束高校學術運行支出行為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

　　忽視學術業務特點的高校財務、審計管理導致不少高校錢花不出去，資金執行效率較為低下，而很多嗷嗷待哺的辦學領域和師生群體卻又無經費支持，資金缺口卻又非常大。

　　9.

　　高校普遍面臨薪酬“天花板”現象。

　　高校在有關部門核定的薪酬總量基數要求下，難以真正自主地根據智力密集型行業特點進行薪酬改革。

　　高校為了給少數“帽子”人才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不得不將多數普通人才薪酬控制在低位，高校教師的“貧富差距大”、“苦樂不均”現象較為嚴重。

　　大量高校教師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將較多時間投入到自主創收上，嚴重制約了他們在人才培養和基礎科研上的時間投入，從而也進一步制約了他們在學術上的可持續發展。

　　10.

　　大學評價和學術評價存在“行政主導”和“商業異化”并存的問題。

　　真正獨立、中立、專業、多樣的社會第三方缺少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和空間，真正獨立、中立、專業、多樣的第三方評價實為稀缺，大學不得不被行政和商業“牽著鼻子走”，從而失去基本的辦學定力，大學的趨同化發展和“千校一面”現象未能有效緩解。

　　良性循環的中國高等教育“管辦評”、“放管服”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