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諾貝爾獎的各路“占卜家”們都在預測誰將會最終獲得這一殊榮，今年面對即將到來的10月，從諾貝爾醫學獎評委丑聞開始，就一路喧囂不止。一些科學家認為 CRISPR–Cas9基因編輯作為改變基因組的一種新型快速有效方法，可能會是今年的贏家，但對于諾貝爾委員會來說，要在短時間內做出判斷并不容易， CRISPR–Cas9已經在美國ZL局中點燃了“戰火”，它是否也會令評委們感到頭疼呢？而且如果它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是否會影響ZL的分配，或者反過來說，諾獎委員會需要等待ZL局給出判決？
盡管爭論不休，但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微生物學家Arturo Casadevall所說的那樣，“10月的第一周，全球都在關注于科學，這很好。不過每年過后，又是紛爭不斷。”
誰會是哪個人？
這個問題對于CRISPR技術來說尤為有趣，從一開始，諾貝爾獎就確定獲獎人不能超過三個，十九世紀初一位德國醫生對此表示了不滿，認為科學是團隊完成的，要從中挑選出誰最有貢獻很難。
湯姆森路透每年的“引文桂冠獎”是通過數據分析得出預測名單的，去年他們預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 將會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理由是他們發明了CRISPR–Cas9 技術。但今年他們又提出了新的預測名單，認為Broad研究院的張鋒，以及哈佛醫學院的George Church可能會獲得桂冠，今年的理由又是這兩位科學家在小鼠細胞和人體細胞中應用CRISPR–Cas9 技術的貢獻。
這樣一來，湯姆森路透就令Broad研究院與伯克利之間，關于誰擁有這一技術ZL的長期紛爭明確化了，如果這些研究組中的某位學者拿下了諾貝爾獎，那么贏家的法律團隊就會將其作為證據呈遞給美國ZL局。不過也有可能ZL局對此并不在意，因為科學界認為誰是“真正”的發明者并不是那么重要。
諾貝爾獎的爭論
同樣，諾獎委員會也可能并不會太在意誰獲得了ZL，例如上個世紀，病理學家 Peyton Rous榮獲領導1966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在雞中發現了引發腫瘤的病毒），在那之前他的成果還是備受爭議。去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DNA修復研究科學家，引發了不少不贊同的聲音，因為忽視了幾位該領域的關鍵科學家，如斯坦福大學的Philip Hanawalt。
不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03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磁共振成像研究），Raymond Damadian曾獲得了這方面的一個重要ZL，但他并未獲得諾貝爾獎，此后他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用整版廣告來表示不滿，指出“這一錯誤必須被糾正”。
9月CRISPR技術的進展
無論關于CRISPR的爭論有多少，這一技術對生命科學的貢獻無可厚非，而且我們也希望看到它能越走越遠，本月Nature Methods連發兩篇CRISPR文章，介紹了技術上的改進，George Church領導團隊建立了一個多功能的AAV–CRISPR–Cas9平臺，這個平臺能夠進行基因組編輯、轉錄調控和其他此前無法實現的應用。研究人員還鑒定了影響該平臺效率和臨床轉化的關鍵參數，包括病毒在體內的分布、不同器官的編輯效率、抗原性、免疫反應和生理效果。 研究顯示，AAV–CRISPR–Cas9會引起宿主應答，表現出明顯的細胞和分子特征。但與其他遞送方法不同的是，研究人員開發的平臺不會在活體內誘導廣泛的細胞損傷。
另外一項研究給sgRNA帶上能識別特定信號的改良版核糖開關，構建了基于CRISPR–Cas9的“信號傳導器”。這種“信號傳導器”可以根據外界或內部信號調控內源基因的轉錄，實現對細胞信號通路和復雜分子網絡的定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