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未能轉化冰箱里的科技成果如何解凍

　　 時隔多年，趙國峰依然惦念著自己的“植物調節劑”。這種用來讓農作物增產的營養液，是他在大學任教時的一項職務發明，因為沒有尋覓到合適的買家，一直被擱置在實驗室里。

　　在南開大學化學院當老師的時候，這種發明趙國峰手里還有很多。遺憾的是，這些發明成果最終都未能走出實驗室進入市場。

　　迄今為止，在我國，科技人員總數已達3000萬，從事科技研發的人員也有106萬人，分列世界第一、第二。每年至少有3萬項科技成果問世，7萬項專利成果誕生。

　　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僅有10%，遠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這等于說，我們用了數以萬億計的資金換來的研發成果，有90%的科研成果或被“凍在冰箱里”、或被“鎖在實驗室”。

　　為了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去年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規定：“對于科技成果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其獲得獎勵和報酬的比例不低于50%，自行或與他人合作實施的獲得營業利潤不低于5%的比例。”

　　但是，這部法律實施3個多月了，科研人員卻并沒有什么感覺。科技成果與市場匹配不順暢、前期對接不到項目……仍舊是科研人員最大的困惑。

　　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匹配度低

　　因為科技成果轉化難，趙國峰比他的發明先走出了實驗室。1998年，他選擇在化學領域創業，如今已經是天津一家日化產品公司的董事長。教授出身的他并沒有丟下老本行，仍然喜歡泡在公司的實驗室，不同的是，現在他的發明都能應用到生產中。

　　趙國峰發現，在企業做研發更有針對性，項目的出發點是滿足客戶需求。過去在實驗室往往止步于實驗階段，很難更精細，而“半截子”成果又打動不了企業。

　　盡管創業多年，但趙國峰還是學校的教授。企業與學校之間一直有科研合作，但趙國峰并沒有從學校獲取過專利技術，除了擔心發明成果的權屬“掰扯不清”外，在他看來，學校的許多科研項目往往不具備應用價值，而企業的科研人員更懂得市場需求。

　　“因為高校的科研項目不夠成熟，高校最多造一個樣機，但是樣機還要轉化成產品，產品還要轉化成商品。把樣品轉化成產品這塊，高校是沒有能力的。”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燕剛說。

　　近期，劉燕剛調研時發現，《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后，需要匹配完善的地方還有很多。在法律實施細則需要配套時，不能忽視一個前提，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項目須向市場貼近。

　　“過去的項目是科技部等部門牽頭，科研人員未必來自產業界，可能不了解市場。今后應當以市場為主，科研人員不能閉門造車，須知道市場需要什么。”劉燕剛指出，一是實驗室里的項目與市場需求“水土不服”，二是學校單一評價體制束縛了老師的積極性。

　　在高校任職期間，趙國峰經歷過一段“兩頭受氣”的日子。“有專利沒用，不如多發些SCI文章。”趙國峰回憶，當初的發明都偏向產業應用，在評職稱時受了影響。學校的評價標準更看重論文，專利再好但論文的影響力不夠也會影響職稱評選。

　　“學校對老師的考核還是以教學和科研為主導的。”北京一所高校的管理人士告訴記者，這也是造成國家目前科研成果很多，但真正有實用價值的卻很少的原因。

　　另一方面，脫離實際需求的科研發明也不受企業青睞。“真成果市場自然會有需求，會有很多資金追著跑；如果只是老師自己閉門造車造出來的東西，那它到市場肯定會有問題。科技成果進不了市場，就是一個偽成果。”

　　天津一所重點大學的有關人士也有相同感觸，他告訴記者，需求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夠提升轉化效率。可以通過合作或者委托研發合同方式進行科研成果轉化，比如現在很多高校都已經建立了研究院，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產學研模式的探索。

　　因為當前的科研項目大多數是計劃型的，立項時不需要考慮能不能轉化成生產力。而做項目的科研人員也很少具備市場頭腦，企業很難參與項目決策，這是科研項目和市場匹配程度低的根本原因。

　　企業和科研人員溝通時如何找準頻道

　　對于有應用價值的科研成果來說，走出實驗室被企業相中也是一道“坎兒”。

　　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老師反映，對接企業和高校的平臺很多，比如各個學校的技術轉移辦公室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但問題是，企業和學校往往“各自為政”：高校站在高校一方，企業站在企業一方。

　　高校老師對成果的預期和企業對成果的認可往往并不匹配。一項科研成果，老師覺得是好東西，但企業卻不一定這么看。要把一項技術轉換成商品，需要花費更多心血。有時候甚至是“老師一開口，就把企業嚇跑了”。這中間缺少一個牽線搭橋的市場平臺。

　　劉燕剛說，相比科研院所，中介公司懂得市場前景；相比企業，又懂技術。但可惜的是，提供支撐幫助的平臺比較少。

　　為了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開始在內部成立轉化平臺。

　　劉燕剛所在的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就承擔了這樣的角色。學校的科技成果轉化和處置是由他所在的部門來做。

　　2008年以后，國家的科研經費每年以20%的比例增加，但是高校的很多成果出來以后，都鎖在實驗室里，沒有轉化成生產力，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上海交大在2009年就組建了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

　　按照流程，企業想跟高校老師合作，需要先跟老師本人商定轉讓的具體方式，如果是轉讓和授權，則需要發明專利的老師以及所在的院系和企業形成一個方案。由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代表學校進行審核。若涉及比較復雜的技術入股，則由研究院操作全過程。

　　由于缺少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第三方服務平臺，企業和科研人員溝通時往往不在一個頻道。

　　比如，雙方討論一項技術時，科研人員通過論文、實驗參數來說事，而企業家根本聽不懂新技術的“奧妙”；對企業經營者關心的投入產出比、回報率、市場優勢等問題，科研人員根本“接不上茬”。

　　為了彌補這樣的鴻溝，科研院所和高校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

　　天津一所重點高校的管理人士以他們學校的科技轉移中心舉例，每個學校都會有科技轉化機構，但機構里的人員大多是學校里的老師，在商務方面都是外行。

　　為了擁有精通商務談判技巧的人才，這所學校的科技轉移中心專門從社會上聘請了一支市場經紀人隊伍。經紀人更懂得怎樣和企業談判。因為招聘的基本原則就是，“懂技術、懂法律、懂商務的綜合人才”。

　　“由于理化所更偏重于應用，所以跟企業對接訴求也比其他院所要多，為了提高轉化效率，理化所專門成立了產業策劃部。”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產業策劃部項目主管和曉楠介紹，盡管中科院下面100多個研究所都有負責科技轉化的處室，但理化所還是單獨成立了一個部門來做科技成果轉化的事。

　　為了讓科研人員聽得懂企業的語言，理化所組織了一批科研人員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讀MBA，去學習企業人員的思維方式和相關知識。

　　但這些嘗試都是零星的，市場上對新技術、新工藝的需求日益旺盛，單靠企業和高校滿足不了市場的全部需求。市場上的資源對接平臺急需完善。

　　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知識產權與科技法研究室主任宋河發去年9月撰文表示，我國迄今沒有建立起一家依靠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為主營業務的企業。修訂后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對人員過高的獎勵比例是一種個體戶、小作坊式管理模式，不利于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為主營業務企業的建立和發展，不利于現有生存困難的技術中介機構的轉型。

　　為解決上述問題，宋河發認為，應盡快研究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細則。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機構、人才團隊與能力建設。理工類大學和科研機構都應建立內部技術轉移機構或外部技術轉移公司，具備技術轉移、知識產權管理和投資功能。推動中介機構轉型，支持以技術標準為依托，以專利池或專利組合為主營業務的企業建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