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至2015年初，《科學》（Science）雜志連續在正刊中刊發三期與傳統醫學相關的增刊（Supplement）。這三期增刊分別獲中醫藥規范研究會、北京中醫藥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贊助，均由定制出版辦公室（Custom Publishing Office）操作。
增刊發布后，便引發“中醫學者自掏腰包到《科學》雜志做廣告”的質疑。《中國科學報》曾于2015年1月14日刊發《“定制出版”是論文還是廣告？》一文。
日前，《科學》雜志主辦方、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公共項目辦公室主任Ginger Pinholster在回復《中國科學報》記者的郵件中稱：“我們承認，2015年我們曾出版受贊助的內容（指記者此前郵件中提到的增刊《傳統醫學的藝術與科學》），引發了大量內部討論，未來我們不會再出版‘這一類型’的定制刊物。”
越來越大的“尺度”
《科學》雜志官網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定制出版辦公室共出版過39期定制出版刊物，內容類型包括某一前沿科學技術領域論文，某一地區或科研機構、實驗室的情況介紹。
最早一期定制出版物《干細胞論文集》于2006年出版，受美國醫療設備生產和銷售公司碧迪公司贊助。在這本出版物的目錄中，明確將內容分為“介紹”“研究論文”“政策論壇”“碧迪廣告”等四部分。其中，“研究論文”占其主要部分。
“這些論文只是干細胞生物學中一小部分令人興奮的進展，已在過去幾年的《科學》雜志中刊發過。”定制出版辦公室在介紹短文中這樣寫道。更為謹慎的是，他們指出，該論文集的封面圖片也是來自2000年12月25日出版的《科學》雜志。此后，《科學》雜志的定制出版物一直沿襲這一傳統——主要的內容均為已經刊發的科學論文，只在封二、封底等處刊登贊助商的宣傳海報。
也就是說，即使是定制出版，其內容也經過了與當期出版沒有利益沖突的同行評議，符合學術出版倫理。
同時，《科學》雜志還會刊出另一類非發學術論文的定制出版物，多是學術機構的介紹性文章。
2011年，自《科學》在中國設立定制出版辦公室始，便嘗試性地推出了《2011年中美臨床與轉化醫學研討會論文集》定制內容，該期刊物依然嚴格遵守了此前的規則，內容均來自該學術研討會。
自這一期開始，定制出版辦公室便明確指出：“這些內容由定制出版辦公室組織、編輯及出版，而沒有經過《科學》雜志編輯團隊。”同時標明了文章的學術引用格式。
此后，事情漸漸發生了變化。
記者調查發現，定制出版物的內容“尺度”變得越來越大。中醫藥增刊便是其中最為“特別”的一組。
該中醫藥增刊連續刊發了三期，三期《傳統醫學的藝術與科學》增刊發表的都是學者們為此次增刊新撰寫的文章。定制出版辦公室仍然詳細寫明了文章沒有經過《科學》雜志編輯團隊及同行評議，但組織了國際專家組進行嚴格評估，還專門強調了這些是“回顧或展望”類文章。文章的引用規則中也比以往增加了“《科學》受贊助增刊（Sponsored supplement to Science）”的字樣。
然而，仔細閱讀后，讀者會發現，這些文章在格式和內容上與一般學術論文并沒有差別，極易被誤認為是原創的正規學術文章。
被誤解的“榮譽”
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對所有學者而言都是一項值得驕傲的榮譽。無疑，如同傳統醫學增刊一樣的定制出版給了一些學者這樣的機會。同時，這樣的“機會”也為他們帶來或多或少的聲望、獎勵乃至科研經費。
記者查詢了傳統醫學增刊中部分作者所在機構的個人主頁，發現大多數參與此次定制出版寫作的學者，都明確寫明是在《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卻沒有對“增刊”進行清晰完整的標示。
例如，國內某知名大學教授在學校官網個人主頁的《學術成果》一欄中，列出了他在此次增刊上發表的文章，出處為“Science”（《科 學》雜志），只在引用格式的頁碼數字前以字母“S”表明代表增刊之意，而此期增刊上《科學》雜志所規定的引用格式特別強調了出處為“Sponsored supplement to Science”（意為《科學》雜志受贊助的增刊）。在普通讀者甚至專業人士看來，如此處理有模糊正刊與增刊之嫌。來自贊助方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Li Min教授也在官網《個人學術出版物》一欄中列出為增刊創作的文章，標出出處為《科學》雜志特輯（Special issue）。都柏林圣三一學院教授海倫·謝里丹情況也類似。
另有一些中國科學家，則將定制出版辦公室外聘作者當成《科學》雜志記者，將接受他們采訪的報道置于個人網頁上予以展示。
一名熟悉《科學》雜志情況的匿名人士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科學》雜志正刊根本不可能接受這些文章，只能是贊助方花錢買頁面，為自己臉上貼金。”
Pinholster在郵件中重申了“增刊不會發表原創研究（original studies）”這一原則，但并未對傳統醫學增刊上的文章是否屬于原創研究進行回應。她還表示，《科學》雜志的出版人和主編會對定制出版進行“一事一議”的溝通。
至于如何規避贊助方利用定制出版物獲取利益，《科學》雜志方面沒有置評。
一樁可能的“生意”
記者注意到，2011年后，只有受中國科研機構贊助的增刊存在上述混淆不清的問題，其他增刊依然保持了嚴謹性。例如，由GE公司贊助的《蛋白質印跡法論文集》（Western Blotting Collection）中刊登了4篇學術文章，均在《科學》雜志及其旗下的期刊上發表過。
上述匿名人士提到，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4年多的時間里，中國客戶大約提供了20筆定制出版物的贊助費，無疑這些客戶想利用《科學》雜志的名譽獲取進一步利益。
“這顯然是一樁‘生意’。”這名人士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這損害了《科學》雜志的聲譽，也攪亂了中國的學術風氣。”
盡管《科學》雜志并未正面公開承認傳統醫學增刊一類定制出版物存在問題，但其向媒體的回應已經表明，這樣的定制出版物是不正確的。這是否意味著類似的“增刊生意”將走向終結，還要留給時間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