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孤旅》講述黃萬里的膽識與勇氣

　　《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趙誠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衣著得體，腳下那雙生膠底軟牛皮皮鞋，很顯洋氣。”——這是章詒和筆下的黃萬里（1911~2001）。這個儒雅形象，似乎很難讓我們把他和孤身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的水利學家聯系起來。反映他人生的唯一傳記作品《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滄桑》，經過重新修訂，于今年3月出版。

　　本書作者趙誠，為了最大程度地還原黃萬里的生命軌跡，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尋訪黃萬里的生前友好、同事和學生，廣泛搜集資料。在各方人士及黃萬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兩年潛心寫作，完成了這部資料翔實、客觀嚴謹的作品。

　　黃萬里生前是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他一生命運多舛，但作為一名學養深厚、有正義感責任感的科學家，他終其一生捍衛獨立的人格、學術的自由以及科學的精神。

　　閱讀本書可以看到，黃萬里早年是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的橋梁設計工程師，因目睹中國的水患給人民造成巨大災難，決心赴美留學研修水利。在美期間，他遍訪名師，自駕車行駛四萬五千英里，參觀各大水利工程，并寫出了當時在水文學方面統計暴雨的瞬時流率的博士論文，1937年他學成回國。抗日戰爭期間，本著建設水利的雄心壯志，他步行考察長江上游至金沙江段，徒步三千多公里測量了大部分川江，設計修建多個水利工程。抗戰勝利后，在甘肅主持水利工作并任水利部河西勘測設計總隊長，在工作中，他摸清了黃河的秉性，并且深深愛上了這條大河。

　　也許是冥冥之中一種機緣和巧合，黃萬里一生的命運都和黃河息息相關。本書中講到，早在1955年關于黃河規劃的討論會上，他就力排眾議，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在三門峽修水電站的規劃。當時也有很多水利專家是了解黃河的，可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違心地對此規劃贊不絕口，只有固執的黃萬里發言反對。他不是無緣無故的抬杠，他從科學的角度出發，對眾多專家指出：“你們說‘圣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同年，黃萬里為了進一步從水利學的層面來闡述自己反對的理由，在《中國水利》雜志發表文章：“四千年的治河經驗使得中國先賢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歸納出了四種防洪方法：攔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來，中外學者融合德國人治河的理論和經驗，又積累了不少新的知識。忽視這些知識，認為有了壩就可以解決下游防洪問題，是不妥當的。”他反復強調：三門峽筑壩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游，出庫清水將危害下游堤防。

　　針對三門峽水電工程即將上馬的現實，黃萬里又提出了三門峽大壩一定要能刷沙出庫的建議，為日后泥沙大量淤積作準備。然而他的意見當時無人聽取，他再次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依然沒有回應。自己的建議不被重視，沒有采納，作為睿智的水利學家，黃萬里是苦悶的，同時也是被孤立的對象。在當時嚴肅的政治語境下，一個科學家能有膽量公開反對國家大型工程建設，如果沒有超人的智慧和過人的勇氣，那是不可想象的。

　　黃萬里由于堅持己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而即便在右派生涯中，他一直惦念著三門峽。1960年三門峽水庫建設完工后，黃河流域生態系統隨即出現了嚴重故障。第二年泥沙就淤積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沒，土地鹽堿化，威脅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庫水位，拆除大發電機組，改裝小機組，并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這一折騰，前后“交學費”不下百億，后遺癥至今未能消解。

　　從1972年開始，黃河開始斷流，這在黃河水利史上是從未有過的。由于三門峽水庫工程的直接影響，上世紀90年代初期黃河每年斷流平均100多天，到了1997年竟達222天！ 2003年夏，渭河流域5年一遇的水患，卻釀成50年一遇的大災，造成直接經濟損失80多億元。一時間，廢除三門峽水庫的呼聲再起。此時，黃萬里已經離世兩年，他曾經堅決反對修建三門峽水庫，力陳建壩攔河之害，“一定要修，將來要闖禍”的聲音，再次在人們耳邊響起。

　　在人們印象中，因為黃河挾帶泥沙而認為它是害河。但是黃萬里生前在接受本書作者采訪時說：黃河是一條好河，正是這些泥沙沖擊成了黃河三角洲平原，成為中國最大的三角洲。這片大平原，養育著數億中國人口。黃萬里是一個尊重自然、實事求是的科學家。他認為黃河是有生命的，事實上他的生命也一直與黃河為伴。

　　黃萬里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學家, 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楷模。他的一生, 基本上與20世紀同行。他的命運, 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歷史已經證明, 千人諾諾, 不如一士諤諤!黃萬里的科學諫言雖然當時沒有被采納，但歷史終將擦亮他的名字。在絕大多數人習慣隨波逐流的年代, 他是科學真理的堅定捍衛者，而只有像他那樣發出自己的科學吶喊, 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黃萬里雖然已經遠離了這個喧囂的世界，但是他作為科學家的膽識與勇氣，值得今天的知識界好好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