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學關系亂麻如何斷

　　 2019年的考研初試已經結束了一段時間，對于一些比較有把握的學生來說，接下來需要面對的是復試和導師的選擇。而其中如何選到心儀的導師是大多數學生關注的問題。

　　在網上考研相關的帖子中，經常能夠見到諸如“××導師如何”“××專業哪個導師好”的問題，更有一些“過來人”建議學弟學妹擦亮眼睛、仔細分析，避免未來的研究生生涯中“被放養”或是“白當苦力，被抽干榨盡”。而近期不時被媒體曝出的研究生與導師存在矛盾，甚至導致自殺的案例，更使得學生和導師之間的關系變得微妙起來。

　　那么，中國的研究生和導師到底怎么了？如此緊張的導學關系是只有中國才存在嗎？國外導學關系上有哪些值得借鑒之處？

　　為此，《中國科學報》采訪了幾位具有海外經歷的一線教師和學生，讓他們談談所聞所想。

　　世界導學關系差異

　　眼看寒假即將到來，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王丹妮卻并不快樂。她最近正在為導師安排的工作而感到苦惱。

　　“導師擔任行政職務又有學術任務，很繁忙，于是也給我安排了一些輔助跑腿的工作，但是最近覺得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精力被這些繁雜事務占去，自己只能靠碎片化的時間學習、做學術。”王丹妮說。

　　像王丹妮這樣因為各種原因在與導師關系上存在煩惱的學生并不少見。

　　在《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年12月刊登的文章《碩士研究生導學關系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中，經過對3932名碩士研究生進行調查問卷及研究后發現，59.69% 的碩士研究生與導師關系融洽，36.29%的碩士研究生與導師關系平淡，3.46% 的碩士研究生與導師關系緊張，另有0.56% 的碩士研究生表示自己與導師是敵對關系。

　　那么，如此緊張的導學關系只有中國才存在嗎？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械結構力學及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裘進浩看來，學生與導師的問題很多時候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不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會存在。“我曾在日本高校任教。在日本，導師的地位很高，受到學生的尊敬，但是我也見過很多學生與導師間存在矛盾，甚至有學生對導師進行投訴等情況”。

　　研究生教育起源于19 世紀的德國,在隨后的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師徒式的培養模式。此后，美國在其基礎上不斷進行調整、創新,最終其研究生教育在20 世紀60 年代逐漸成熟并讓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研究生教育強國。

　　而在研究生起源的歐美國家，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與中國較為不同。對此，曾在歐洲某高校交換學習過的王丹妮深有感觸。

　　“在那里，研究生和導師的關系會更加純粹一些，導學間除學術上的交流外，一般沒什么生活上的交流。”王丹妮說，國外很多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更類似于國內的專業碩士，因此導師的概念不是很強。

　　對此，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表示肯定。根據其自身的海外經歷，他告訴記者，在歐美國家導學關系的確會更加直接純粹，且相處的界限較為分明，除學習上的事宜交流外，師生間并不會相互干涉私事。而在中國，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則更加緊密，古語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得中外導學關系差異鮮明。

　　“在國外，導師與學生是一對利益共同體，在雙向選擇的基礎上，互相協作、共同進步。導師會在研究生科研興趣的基礎上,幫助他們制定課程、研究訓練等。”喻海良說。

　　直視導學矛盾的背后

　　人與人相處，摩擦和矛盾很難避免，誘因有很多。那么，導學矛盾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

　　“在我看來，很多導學矛盾產生的原因在于溝通問題。”喻海良分析道，“國外導師對研究生和博士生做什么劃分得很明確，往往學生一入學就已經明確地知曉。而中國的學生很多不清楚成為研究生到底要做什么，對未來沒有預期和準備，因而之后產生的困惑和矛盾也就更多。”

　　作為一名培養過很多研究生的一線教師，喻海良十分重視與學生間的溝通。在他看來，導師和學生看待問題的角度很多時候存在差異，導師如果不注意學生的能力差異和反饋，學生也不主動去找導師溝通，那么矛盾就會產生，隨著時間積累，最終可能就導致很多不好的結果。

　　而在復旦大學化學系教授王鴻飛看來，之所以有時很難及時、全面地溝通，研究生的體量是一大原因。

　　“比如在美國，一個系或院的研究生數量與我國一個系或院每年上百人不同，學生數量不會太多，每個學生都由三名教授組成的委員會來進行管理。”王鴻飛說。

　　除此之外，他認為，我國在研究生的基本建構和制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很多學生在對未來目標不明確的情況下成為研究生，而學校對于研究生應該做什么沒有具體的規定。

　　對此，王丹妮表示，個別導師還在分配一些不在教學范圍內的任務，而作為學生，有時很難拒絕導師的要求。

　　“導師在開口提要求的時候，基本已經把這個任務分配給你了，征求意見實際上更像是通知一下。此時，無論你有什么理由無法完成這個任務，導師都會‘想辦法’替你解決問題，然后繼續讓你負責他分配的任務。這樣矛盾就產生了。”

　　在美國，學生的培養計劃往往是在師生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非中國導學關系那樣“事事包辦”。

　　2017年美國醫學院協會發布的《導師與研究生協議書》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協議書分為導師對學生的承諾和學生對導師的承諾，這充分體現了“導學關系”上的雙向選擇、雙方協商、互相負責的特點，也許這才是研究生與導師相處的最佳狀態。

　　借鑒導學問題的良策

　　那么，面對如今復雜多變、解決起來盤根錯節的導學問題，在放眼世界，導學關系后，是否有應對的良策呢？

　　根據《碩士研究生導學關系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的調查研究發現，“在導學關系處于敵對的研究生中，90.91% 的碩士研究生形容自己與導師之間的關系如同老板與員工。處于緊張狀態的研究生中，76.47%的碩士研究生形容自己與導師的關系是老板和員工的關系”。

　　王鴻飛表示，與中國高校不同，美國高校對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劃分更為精細和明確，在一個專業方向上，原則上不會同時設置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一般是上研究生班，沒有博士研究生那樣有明確的指導導師。而導師與博士研究生之間更多是“師徒”關系，而不是“師生”關系。博士生不是“老板”的“勞動力”，而主要是接受相關的研究訓練，將來有能力和機會傳承發揚并光大學術的傳統。

　　“因此，現在有些導師將研究生、博士生當做勞動力或者產品，自己是‘老板’，這樣的思考方式是不對的。”王鴻飛說。

　　對此，喻海良表示贊同，在他看來，就像美國導師不會讓研究生做橫向課題一樣。橫向的課題研究、追趕進度等是教師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學生的責任。特別是在研究生階段，導師要以培養學生為目的，從培養學生的角度出發指導學生進行訓練和研究，而不是簡單地將其當做勞動力。

　　“除此之外，我認為中國高校還應如同日本高校一般建立起嚴格、完善的制度，設立專門處理導學問題的機構，讓導學問題有法可尋、有法可解，而不是在問題產生后一團亂麻。”裘進浩說。在日本，學生可以對導師的一些不良行為或問題向相關的委員會進行投訴，如果一位導師遭到了多位學生的同時舉報投訴，調查結果情況屬實的話，會暫時停止導師招生，并把現有的學生轉給其他導師。

　　“上級部門的確需要制定維護研究生權利的實施規范，學校也應該根據自身情況將實施規范整理成細則，設立委員會，正風正紀。”王丹妮從學生的角度補充道，要讓研究生們意識到維權是有用的，這樣才能讓研究生敢于發聲。

　　而從教師的角度出發，王鴻飛補充說，要健全整個研究生教育的體制機制，“很多研究生自身由于情感、家庭等產生的心理問題，僅靠導師疏導是不夠的，導師在發現后還需要有專門、專業的機構人員進行溝通和輔導，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王鴻飛與裘進浩都建議，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建立起淘汰制度，進而保證研究生的質量。

　　在美國，每年每個系能夠順利拿到學位的人數并不多，特別是在博士階段，最終還要淘汰將近30%的學生。“我在美國讀書期間，第一學期后系內就淘汰了約20%的學生，最終拿到博士學位的比例大概是2/3。”王鴻飛說。

　　“事實上，在導學關系中，有時導師也處于弱勢，面對一些本身學習態度不端正、換了幾個導師都不行的學生，束手無策。”裘進浩說，因此，淘汰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維護師生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