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學年開學，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張志偉總會新增幾個微信好友，他們是剛剛進入人大的大一新生。作為這些新生的本科生導師，在未來的四年中，張志偉將負責對他們的學業以及生活進行指導。
在人大，幾乎所有的教師都會如張志偉這樣擔任本科生導師。而未來一段時間，至少在北京市高校范圍內，這樣的本科生導師可能還會增加。
近日，北京市教委發布《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養質量提升行動計劃（2022-2024年）》，明確北京將探索推進本科生導師制。一時間，“本科生導師制”這一老話題，成為了人們關注的新熱點。
現狀：畢業時才聯系導師
之所以稱“本科生導師制”為“老話題”，是因為這一制度在國內高校已經出現了很長時間。
本科生導師制最早誕生于歐美國家，但早在1938年，浙江大學就已經施行了一段時間的本科生導師制。新中國成立后，導師制僅限于研究生教育。
但至2002年，北京大學率先試行本科生導師制。此后，國內一些研究型大學也紛紛圍繞自身特點，相繼施行該制度。
如今，距離北大試行本科生導師制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但在上述行動計劃中，卻依然使用了“探索”一詞，這從一定層面透露出該制度“落地”情況并不盡如人意。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張志偉表示，每年他都會接收兩三個本科生，本科四個年級總計就會有八九名學生。雖然他會和這些學生交換微信，也會為此專門建立微信群，但有些學生在整個本科四年間都不會和他聯系。
“除非有學生的本科畢業論文與我的研究領域有關，在寫論文時會主動詢問一些問題。除此之外，四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是沒人找你的。”張志偉告訴記者，據他觀察，這種現象在目前的高校中“絕對不是個別情況”。
在一項針對實施“本科生導師制”的學校的調查中，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機電與信息工程學院教授吳雅琴發現，其收集的學生樣本數據中，有近30%的數據顯示導師制流于形式，有近 5%的樣本顯示沒有必要實施導師制。
對此，長春師范大學物理學院副教授齊海燕也以其所在學院為例表示，目前本科生導師制的實行主要體現在對學生畢業論文的指導上，尤其涉及實驗數據的測量和整理時，學生通常會在實驗室撰寫畢業論文，在此過程中，導師可以及時了解學生實驗的進度和困難。
“但是，導師對本科生畢業論文的相關指導工作是在學生大四這一年才開始的，相對大學四年的學習年限而言，導師能指導學生的時間較短。此外，也有部分教師對自身導師職責工作尚不明確，只將指導工作的重心集中于對學生論文主題內容的探討上，缺乏思維習慣養成和生活方面的相關指導。”齊海燕在其研究結果中寫道。
尷尬：重科研還是重德育
此前，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陳力祥曾承接了一個關于本科生導師制的省級教改項目。在項目進行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問題——本土的本科生導師制被“帶偏”了。
“在歐美等國，本科生導師制發展至今，雖然在具體操作層面存在較多差異，但實質上依然以科研為導向，以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主體性視域作為教育的終極目標。”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陳力祥坦言，這種傾向也直接影響到了國內高校實行的本科生導師制。
事實上，在此次北京市發布的行動計劃中，也是將探索本科生導師制與“支持有一定基礎和潛力的本科生進課題、進實驗室，促進科教融合發展”的表述放在一起。
對此，陳力祥表示，本科生導師制的初衷是“錦上添花”，將其作為教學制度的補充。然而在科研的導向下，本科生導師制卻變為“火上澆油”——原本繁重乏味的課業負擔已經讓本科生應接不暇，再加之層出不窮，與課堂教學相似的各種導師的活動，更是讓他們疲憊不堪。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目前國內本科生導師制的實行情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徹底“放養”，即學校對于本科生導師的行為幾乎不做約束和考核，另一種則是會有相應的考核，比如要求學生固定時間提交導師表，寫明導師的指導內容并請導師簽字。
“在調查中也有學生抱怨，導師表是個神奇的存在，每兩周交導師表，并和綜測掛鉤，有一種被逼著去見導師去求他簽字的感覺。”陳力祥說，從某種角度看，學分制與導師制在目標功能上的重疊，沒能使導師制對學分制起到正面的輔助作用。
陳力祥進一步解釋道，目前國內高校普遍實行的學分制，其重心在于知識的傳授。為避免“火上澆油”，本科生導師需要向德育指導上傾斜。“我們要培養擁有健全人格，并能夠承擔相應的家庭與社會責任的人，而不是單純的具備所謂科研能力的機器。”
然而，將本科生導師的重點放在“德育”，則必然面臨一個難題——學生是否愿意向自己的導師“敞開心扉”。
比如在交談中，張志偉便坦言，如果學生遇到了心理、情緒乃至于道德等方面的問題并求助于導師，所有的導師都愿意伸出援手。但問題是，指望老師在繁忙的教學科研活動之余，再拿出大量精力主動做這些工作并不現實。
每年新學期開學，張志偉都會向本科新生灌輸一個理念——做學問首先需要的是“問”，即要把疑問問出來。“在知識學習方面，主動向老師提問尚且不易，何況是更‘私人化’的道德與情感方面？”
如果側重科研，可能與學分制相重疊；側重德育則似乎又有些“無的放矢”。在張志偉看來，現行本科生導師制的尷尬就在于此。
出路：剛性機制保證有效溝通
對于本科生導師制未來的發展，張志偉坦言自己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與他持相同態度的，還有北京某高校大三學生李響（化名）。
從大一到現在，李響幾乎沒有與自己的本科導師有什么聯系。至于原因， “說學習的事情吧，更愿意找自己的課程老師。至于其他的方面，就更想不起來和導師聊一聊了”。
“就是感覺和導師距離太遠。”交談中，李響直言。在很多人看來，這也是目前本科生導師制難以落地的最主要原因。
對此，陳力祥給出的解決方案依然是建立成熟的制度體系。
“以我所在的岳麓書院為例。”陳力祥說，一方面，相較于很多學校動輒一名導師帶一二十名學生的狀況，岳麓書院每名導師每年最多收一兩名學生，有時甚至可以不招。“這就大大集中了導師的精力，也節省了導師的時間”。
另一方面，學校也通過安排一定課時量、進行期末評測等手段，保證了導師必須真正與學生接觸，并在接觸中對學生的各方面進行指導和影響。
對此，齊海燕也在其文章中表示，相比國外，國內導師與學生的交流方式、頻率及場所均不固定，完全取決于導師的個人素質和條件。
“牛津大學在實施本科生導師制的過程中，形成了剛性的固定交流機制，即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到導師處一次，同導師針對某一專門問題展開討論，然后由導師為學生指定閱讀文獻，下次見面時僅就這一文獻交流閱讀心得。”
齊海燕說，但在我國，針對本科生導師制，高校尚未普遍形成完備的制度管理體系，并明確規定交流機制，如導師指導學生的頻率及每次指導的時長，指導的具體形式和內容如何以及課后指導的場所應固定在何處等。
事實上，即便有高校通過上文所提到的導師表等形式對導師進行規定，也大多流于形式。“僅僅簽一個字就可以。”受訪時，有學者如此形容。
“從方向上，將導師制的重點向德育傾斜；在方式上，通過有效的制度規定，保證導師與學生的有效溝通。做到這兩點，本科生導師制在國內真正落地并不是奢望，但如何能夠切實做到，還有待未來更多思考和探索。”陳力祥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