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鋒院士：我人生中的兩個“高光時刻”

 錢鋒院士     受訪者供圖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17歲就讀南京化工學院（現更名為南京工業大學）化工自動化及儀表專業。很自豪地說，大學期間我的學習成績是非常優秀的。

畢業后，我在南京塑料四廠工作了四年多，期間擔任助理工程師、工程師。當時，我國微型計算機已經開始應用于化工過程控制，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我國石化工業關鍵裝置的裝備幾乎都從國外進口，國產化程度低，亟待通過自主創新改變受制于人的局面。這讓我一直覺得自己得做些什么，去改變工業過程現有控制方式和模式，為此萌生了強烈的學習深造意愿。

1986年，我如愿考入華東化工學院（現更名為華東理工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華東化工學院是新中國第一所以化工特色聞名的高等學府，也是新中國第一批招收自動控制專業研究生的學校之一。能進入這樣的大學深造，讓我十分興奮，這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高光時刻”。

和本科專業類似，我研究生選擇攻讀的是電子工程與自動控制系工業自動化專業。那時，電子工程與自動控制類的專業是很“時髦”的。但我的初衷并不是因為它“熱門”，而是想通過學習掌握先進的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讓這一領域的技術水平趕上或超過國外。因為對企業而言，特別是石化企業，生產過程中會面臨高溫、高壓、易燃易爆、有害氣體等一系列問題，只有把生產過程控制得準確無誤，才能保證安全、提高效率。研究生畢業后我留在了華東化工學院從事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工作。

至今我還記得自己初登講臺給研究生上課的情景。那是我人生中又一個“高光時刻”。我講授的第一門課是自動化專業研究生的一門基礎課程——多變量控制系統理論與設計，這也是我研究生階段學得最好的課程之一。我希望把我的感悟、學習體會和在工廠里接觸到的案例都教給學生，讓他們也能夠擁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一次登上講臺，我非常激動，但也有作為“新手”需要面對的問題。記得那時一邊要板書，一邊還要講課，兩者“協同”起來比較困難，讓我有些手忙腳亂。而現在我們上課有PPT、多媒體可用，相對容易多了。

坦率地講，我當時對自己的要求也“不高”，只是希望能成為一個像我導師一樣的老師。我的博士生導師蔣慰孫教授是我國工業自動化學科的開拓者之一。他在當時的自動化界，尤其在化工過程控制領域非常著名。在我心目中，他不僅學術水平高、人品好、書法好，而且學貫中西，有深厚的古文積淀，能夠出口成章。

更重要的是，蔣老師特別注重將知識、技術與工廠的生產實際相結合，強調要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際，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70年代初，蔣老師就帶領他的學生去一線調研，幾乎走遍了全國有關化工過程控制技術研究與應用的主要工礦企業、大學和科研院所，編寫出國內第一本過程控制科技著作《化工自動化》（上、下冊）。

后來，我沿著他的腳步，創建了化工過程先進控制和優化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現更名為能源化工過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過程系統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市工業智能與智能系統前沿科學基地等一系列科技創新平臺和創新團隊，并在這一過程中培養出一大批既有深厚理論水平又有豐富實際應用經驗的優秀人才。

杜文莉教授就是我培養的博士生之一。她本科和碩士就讀于大連理工大學，現在是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國家級高層次人才，也是能源化工過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副主任。今年2月，由她領銜、我所在的“石油化工智能制造教師團隊”入選第二批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我覺得特別值得夸獎的一點是，她在復雜工業過程建模、控制等方面積累的成果，已在乙烯、PTA（精對苯二甲酸）、煉油等大型工業過程中得到了廣泛應用示范，形成了系列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

王宏剛博士是我的另一名博士生。畢業后他拒絕了我讓他留校的“邀請”，勇敢地“闖蕩江湖”。他先后在美國GE公司上海研發中心、美國GE公司總部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另外，我還培養了很多博士后，不少都在國內外大型企業、高校工作。這一點也讓我很自豪。

在華東理工大學，我的創新團隊是出名的“嚴格”。團隊實行嚴格的考勤、考核管理，要求師生一周內必須要保證實驗室的工作和學習時長，同時還要能下工廠，研究工作要結合生產實際。在進我們團隊之前，經常會有這樣的對話：“你們愿不愿意加入錢老師的團隊？要加入的話要下定決心哦，很苦的、要求很高，但能學到真東西，待遇也好。”

我選擇學生的時候，特別看重學生是否“勤奮”。我覺得與聰明相比，勤奮、踏實更重要，只要學習上具有主動性、積極性，未來一定不會太差。

我教學生的時候，喜歡采用剝洋蔥似的“啟發式教學”，不直接回答“Yes”或“No”，而是不斷問他們“為什么”。有時候有人會說我，像“祥林嫂”似的，太啰嗦了。但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將知識融會貫通，才能做到觸類旁通。

我特別喜歡學生提問題，提的問題越多越好。我的手機是24小時開機的，學生有問題隨時可以提出來，哪怕我一時回答不出來，我也會非常高興。為了解答問題，我可以組織召開研討會，甚至邀請國內外該領域的專家一起來研討。

“耐心”、“循循善誘”只是我的一面，有時候我也會像“黃世仁”一樣“逼債”。比如，我要求團隊老師和學生不能“搗漿糊”，學習和創新研究必須要制定類似于工程進度一樣的“甘特圖表”，有問題要及時提出、盡快解決，每個星期都要匯報自己的工作內容和進度。因為在企業生產實際應用中，都有時間、工期的要求，成果盡早應用，就能使企業盡早受益。

現在國家提出了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對此我體會很深。我們“60后”這代人，是從產學研合作這條工程教育的實踐之路走過來的，面對現在的“書袋子”（從校門到校門的新教師），我心里很著急，希望能把我的工程知識、技術和經驗傳承下去，這也是我國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所迫切需要的。

坦率地說，在這方面我們現在的體制機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將這方面的探索推進一步。比如，通過多年合作，我們和企業建立了良好關系，一般人到工廠是很難進去的，特別是一些大型石化企業，而我們團隊的成員則可以和企業員工一樣“暢通無阻”。這樣我就有條件和資源，不僅要求我的學生到工廠去做課題，也要求從海外回來的青年教師到工廠去，一方面建立應有的安全、環保、知識產權等意識，另一方面找“真”問題、做“實”研究，在解決工廠實際問題的同時，思考其現象背后的科學本質問題，做些理論創新研究。后者也許不能馬上用于生產實際，但可以通過將其不斷完善，引領技術前沿。

我希望，我們能培養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國特色”要放在前面，因為我們往往強調“世界一流”，卻把“中國特色”忘記了。而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才才是支撐中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骨干和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