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聚焦英意等國大學研究評價體系利與弊

他們不會考慮用最佳的方式去呈現作品，但是會考慮用怎樣的方式更能獲得REF的青睞。

　　兩年前，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學者遭遇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他們每人必須提交四份在過去幾年中發表的最好的研究作品，之后等待數月。在這期間，由其同行組成的小組(至少包含一名來自外校的學者)將評判他們的研究質量。研究未能通過評估的學者將被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包括來自一個更有經驗的同事的指導，提前開始一個即將來臨的休假，或暫時離開教學崗位等。

　　蘭卡斯特大學開展這樣的活動，并不只是為了確保研究人員盡職盡責地完成工作。這類評估是為卓越研究框架(REF)作準備。REF將于2014年啟動，它將取代現行的大學科研評估(RAE)模式，成為英國用于評價大學學科科研質量及選擇性地分配高等教育科研機構研究經費的主要辦法。

　　在大學內實行評估是為了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開展科研活動，蘭卡斯特大學副校長(主管科研)Trevor McMillan說道。

　　面臨壓力

　　《自然》雜志撰文指出，許多蘭卡斯特大學的學者認為，模擬REF的評估活動僅僅是一種令人感到“稍許煩惱”的官僚主義作法，但實際情況卻比想象的更加糟糕。數學與統計學系的一位學者說：“我們學院頂尖的專家不得不應對REF的準備工作，這占用了他近1/3的時間，這是對天賦的一種巨大浪費。”

　　英國牛津大學實驗心理學家Dorothy Bishop認為，許多研究者開始專注于如何順利地贏得資金，并竭力地猜測哪一類科研項目可以在下一期的評估中獲得資金，而不再把心思放在如何作好自己的研究上。Bishop說：“我認為許多科學家在REF的準備階段很難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因為有太多的事情讓他們分心了。”

　　但是，大學的管理者以及政府越來越依靠這一類評估系統來幫助他們合理地分配資源。而且其他國家的教育領袖對該系統也青睞有加，例如澳大利亞、意大利、德國以及其他國家都設計了相似的評估系統。

　　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英國成為第一個對大學的科研進行系統化評估的國家，而REF則是這一類評估政策的最終形態。REF原先被稱為RAE，該項評估旨在改善英國的科研系統。在2006年至2010年之間，英國論文被引證次數增長了7.2%，較世界的平均增長率6.3%更快。另外，一份2011年出版、由愛思唯爾公司為英國政府所作的分析顯示：英國論文被引用的次數每年增加0.9%。

　　英國政府依據REF的結果來分配每年對大學16 億英鎊(26億美元)的整體補助款。去年，排名最靠前的二十幾所大學獲得了超過70%的政府撥款，牛津大學一家就分得了1.3億英鎊，而那些規模最小、科研實力最差的學院僅僅獲得了幾萬英鎊而已。評估結果與大學排名息息相關，它展示了大學的強項學科。

　　McMillan說：“排名帶來的名望是與資金本身一樣寶貴的財富。”一些學院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某一門學科卻很突出，比如萊斯特大學的物理系。根據這些學院的反饋，評估結果出臺后，更多的學生希望到它們的強項學院里就讀。而且，不僅是學生，McMillan表示：“評估結果帶來的一大突出影響是，人們會向往在排名靠前的部門學習與工作，我們現在比以前更容易招募到高素質的科研人才。”

　　為了參加REF，大學需要精心選出該校研究員的一些作品，然后將這些作品按照類別提交給多個專屬領域的學科評估單位，這些評估單位大致與大學里面的各類院系相同。專家組將通過同行評審的手段以及一些指標(比如引用次數)為依據，對研究的質量進行評估。另外，REF還會著眼于該研究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這是別的評審所沒有的。

　　即使是評估的批評者也承認，REF確實對英國的科研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因為評估的標準是研究的質量，因此許多部門會盡力削減其他方面的負擔，比如教學任務。另外，評估的結果還清晰地表明了哪些學院和科研人員不稱職，大學可以據此對資源進行合理的優化配置。

　　認知心理學家兼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心理系的研究主管Kathy Rastle說，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經歷就是最好的例子。在1986年的第一次評估中，該學院的心理學系排名全英國倒數第一。自知無法依靠引進人才來提升排名，心理學院把目光投向了開發潛在人才上。Rastle說：“我們把心血傾注于那些我們認為有天賦的年輕人身上。”

　　在職業生涯的早期，皇家霍洛威學院的心理學家享受“實質且個性化”的福利政策。他們沒有任何硬性的教學指標，還可以從經驗更加豐富的同事那里了解如何準備資金提案。

　　歷經20年堅持不懈的努力，該學院心理學系在2008年的RAE排名中位列全英第10位，但他們還想繼續努力，更進一步。Rastle說：“我希望通過排名的提升來證明我們的努力成果。”

　　理念擴散

　　隨著其他國家開始實行國家研究評估，它們也希望獲得相同的效果。今年，意大利發布了自2011年起的評估結果;其目標是加強意大利大學的英才教育(目前，意大利大學中相同級別和資歷的研究人員的薪水相同，工資和研究成果不掛鉤)。

　　“沒有鼓勵措施來激發你提高科研業績。”供職于意大利羅馬市國家研究委員會、研究文獻計量學的Giovanni Abramo說，“現在，評估結果成為政府給大學撥款的衡量標準之一。”

　　意大利只評估每位研究人員的三篇期刊論文，而澳大利亞杰出研究計劃(ERA)則評估研究人員的所有研究成果。只有相對一小部分資金取決于這個結果：今年，排名決定了6800萬澳元(約合6400萬美元)的流向。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首席執行官Aidan Byrne說，評估結果旨在讓研究機構有一個大概的認知——和本國以及世界水平相比，其研究質量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發展中的困難

　　現在就預言意大利、澳大利亞或其他國家的評估活動會對其國內研究環境產生何種影響還為時尚早。但是研究人員表示，通過英國的評估項目，他們已經看到了其中的一些弊端。

　　英國大學與學院聯盟(UCU)負責勞資關系的官員Stefano Fella說，UCU的調查顯示，一個主要的擔心是，67%的受訪學者表示，在不加班的情況下，他們無法完成要求的研究成果量(因為許多大學規定，研究人員必須在2008年至2013年間產出四篇高質量的作品)。34%的受訪者表示，巨大的壓力對他們的健康造成了負面影響。

　　Fella補充，很多人希望改進目前的工作方式——例如，一些人為了在評估期間發表論文，匆忙完成工作，雖然他們深知如果花費更多的時間，作品質量會更高。“他們不會考慮用最佳的方式去呈現作品，但是會考慮用怎樣的方式更能獲得REF的青睞。”Fella說。

　　美國密蘇里大學堪薩斯城分校的經濟學家Frederic Lee一直在思考，英國的研究評估系統對其研究領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Lee在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工作期間，曾親身經歷過兩輪評估。他說，在評估中，研究替代理論(諸如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往往不被看好，因為這些評估一貫向精英機構的主流研究傾斜。“評估所造成的旅鼠效應，會使得研究主題愈發地同質化。” Lee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