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哪怕再忙，也要保證50％的科研時間

今年48歲的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

　　他是全球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在細胞凋亡、大分子機器、膜蛋白研究領域國際領先，曾獲國際賽克勒生物物理學獎、香港求是基金會杰出科學家獎、談家禎生命科學終身成就獎、瑞典皇家科學院愛明諾夫獎等多個國內外大獎；

　　他除了“一身三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還“一肩挑三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長助理、北京市衛計委副主任（掛職）。

　　然而，功成名就的施一公并沒有絲毫懈怠。他幾乎沒有周末和節假日，每天早晨6點半起床、晚上12點之后睡覺，平均睡眠時間只有6小時。

　　即便如此，他對自己還是不滿意：“總感覺時間不夠用、力不從心，無論是科研、教學，總感覺做得不夠好。”

　　工作近乎“瘋狂”

　　科學研究永無止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2008年2月全職回國前，施一公已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教授，被譽為國際生物學界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回國之后，他比從前更加努力，每天兩點一線，平均睡眠時間不到5個小時，工作近乎“瘋狂”。

　　施一公對咖啡敏感，喝完后就心跳加速，所以在美國時從不喝咖啡。回國后為了提神，他開始喝咖啡，最初喝半杯，后來喝一杯，最后喝到三杯。

　　他每天深夜1點才從實驗室回家，由于精神還處在亢奮狀態，要到兩三點才能入睡。這一狀態一直延續到2012年3月14號。“那天上午我突然感覺特別不好，測心跳只有40下左右。”經過半年多的治療休養，他的身體逐漸康復。之后，他開始試著改變作息時間，每天早睡早起。

　　“我現在每天能睡6個小時，比以前多多了。”施一公對此很滿足。

　　超常的付出，換來了不俗的成果。從2009年至今，施一公已在《細胞》《自然》《科學》世界三大頂級刊物（簡稱CNS）上發表論文17篇，獲得多項重大突破。他在多個生物學領域的新發現，為開發新型抗癌、預防老年癡呆的藥物提供了重要線索。2014年3月，憑借“運用X—射線晶體學手段在細胞凋亡研究領域做出的開拓性貢獻”，他榮獲瑞典皇家學院頒發的愛明諾夫獎，這是該獎自1979年設立以來第一次頒給中國科學家。

　　面對殊榮，他說：“獲獎對我個人沒什么特別影響，依然會全力以赴做好科研。”

　　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大年三十、羊年春節，他和往常一樣，在實驗室里度過。

　　最近，施一公正利用出差的間隙趕寫新的學術論文。“從去年底到現在，我們又取得了三個‘含金量’很大的重要突破，感覺比過去的成果價值都大。”

　　老師，是莫大的尊稱

　　培養學生其樂無窮，讓科研“接力棒”傳承下去

　　2013年，施一公先后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和中國科學院院士。

　　“你們還是叫我老師，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歡別人稱我為老師，這是莫大的尊稱。”他說。

　　在施一公看來，科研與教學兩者密不可分，都是圍繞人才培養。通過教學，讓學生掌握基礎知識和思維方式；通過研究，讓學生掌握研究技能和方法，進而成為未來的科學領袖，把科研的“接力棒”傳承下去。

　　從2007年在國內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起，施一公就采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教他們做實驗。他每天和學生在實驗室里泡三四個小時，一起討論方法、設計方案，一起做實驗。

　　此外，每周他都堅持和全組學生開一次組會，雷打不動。

　　對待學生，施一公既平易近人，又非常嚴格。“我的觀點非常明確：既然你選擇了做研究，就要以科學創新為己任、踏踏實實做研究，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我的學生大部分都受了我的影響，希望畢業后能開展獨立的研究。”

　　截至目前，已有18位博士從他的清華實驗室畢業，其中絕大部分選擇了繼續從事科學研究。

　　“他們去的都是美國最好的實驗室，出國留學時不是‘申請’單位，而是‘挑選’單位，大部分導師都是年富力強的美國科學院院士，包括好幾位諾獎得主。”說到這里，施一公很開心，“目前已有好幾位學生發表了重要的文章，我毫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會成為優秀的青年科學家。學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很讓我驕傲。”

　　除了培養研究生，施一公還有一項雷打不動的工作——給本科生上課，每年將近100個課時。在課堂上除了傳授知識，他還特別注意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現在的學生受物質主義的沖擊太厲害了，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學生們覺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賺錢很酷。”

　　90%的邀請都推掉

　　哪怕再忙，也要保證50%的時間做科研

　　盡管已經在科研和教學上全力以赴，但施一公在心里還是自責：“現在雜事占的精力太多了，我總感覺應該在科研和教學上多花些時間。”

　　施一公說的雜事，是指與自己的科研、教學沒有直接關系的事務。

　　自2009年起，施一公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并兼任醫學院的常務副院長；去年，他先是被清華大學任命為分管國際合作的校長助理，后來又在北京市衛計委掛職副主任。與此同時，身為“千人計劃”國家特聘專家的他，還經常被邀請參加人才引進和學術評審等方面的會議。

　　“為清華的學科建設、人才引進和國家的科研規劃、學術評審出一份力，也是我應該做的，但這畢竟會和科研、教學發生沖突。”施一公始終認為，“我的身份是科學家和教師，科研和教學是第一位的。所以無論多忙，我都至少拿出50%的時間做科研。”

　　當然，他所說的50%，不是每天8小時、每周5天的50%，而是每天18個小時、每周7天的50%。

　　為了擠出足夠的時間做科研，他找到了一個“竅門”：提前兩周安排工作，把50%的科研時間“固定”下來；其余的事情，按照與科研、教學的相關性排序，凡是“別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就堅決推掉。“總之，50%時間做科研的底線不能突破。”

　　為了能把更多時間放在科研和教學上，他外出開會基本不吃飯，開完會就走人；客人來訪，到了飯點就叫個20塊錢的盒飯，在辦公室吃工作餐。

　　因為是名人，慶典、開幕之類的“邀請函”數不勝數。對于這些，施一公毫不猶豫地堅決辭掉。“參加這些裝點門面的活動，對我來說就是不務正業。”

　　他粗略算了一下，他的拒絕率大概是90%，100個邀請中頂多接受10個。

　　說到對自己的評價，施一公用兩個字概括——敬業。“作為科學家和教師，敬業是最核心的品質。”他說，“在結構生物學這個領域，我的課題組已經處在國際前沿，可能走得還比較靠前。但我更愿意看到國內各個學科全面開花，都盡快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畢竟，科技的進步才能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