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底,曾經在浙江大學主導一系列改革的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衛調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上任伊始,楊衛就提出“拓探索之淵,浚創新之源,延交叉之淵,遂人才之愿”的基金委職能和定位。《國家科學評論》(以下簡稱“NSR”)在創刊號中以“中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新面孔:楊衛主任訪談”為題刊載了專訪文章。在訪談中,楊衛主任表示,基礎研究是科學之本、技術之源,對經濟社會發展起著基礎支撐和前瞻引領作用,關系科技發展的后勁和長遠未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中國主要的基礎研究資助渠道,擔負著提升國家原始創新能力,培育、篩選基礎科研人才的重大責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將不斷完善資助機制、嚴格評審過程、防范學術不端、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真正成為科研工作者的’FRIEND’ (朋友)。
支持基礎研究創新
NSR:近年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預算持續增加,未來會保持這一趨勢嗎?
楊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下簡稱“NSFC”)是在1986年成立的,剛成立時年經費預算為8000萬,2013年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238億,增長幅度約為1986年的300倍,但我認為仍有上升空間。
拿(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下簡稱“NSF”)來說,2012年經費預算為73億美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下簡稱“NIH”)的年經費預算為304億美元,后者中約有一半(150億美元)用于資助基礎生物醫學研究。由于中國沒有類似NIH的資助機構,NSFC則同樣扮演了中國NIH的角色,用其三分之一的經費資助了生命科學和基礎生物醫學研究的資助。我們2012年總的經費預算為28億美元,而美國約為220億美元,差距顯見。
中美兩國相比,中國的GDP是美國的50%多,R&D總資金投入也接近美國的50%,而美國、英國、韓國對基礎研究的資金投入大概占R&D總資金投入的百分之十幾,中國目前只占到4.7%,有很大的上漲空間的。我們希望在“十二五”期間,NSFC的經費預算增長率能夠超過GDP增長率。
NSR:您認為NSFC在中國的R&D活動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楊衛: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之根本、新興技術產業之源泉,對科技型社會的長遠發展起著基礎支撐和前瞻引領作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作為我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渠道之一,肩負著提升中國原始創新力,選拔、培養科學人才的責任。實際上基礎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哪個國家在基礎研究領域投入更多,對人類的貢獻也越大。
去年中央財政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的360億元資金中,自然科學基金占到其中最大的份額,為170億元。對于廣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者,尤其是地方的基礎科學研究工作者來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可能是他們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因為地方政府支持更多的往往是應用型研究。
對于NSFC來說,如何使這些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益是很重要的問題。自然科學基金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在于,它對處于研究生涯起步期的年輕科學家的支持。我國每年大概有5—6萬博士生畢業,他們中約有一半從事行政、產業研發等工作,剩下的2—3萬會從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往往是他們獲得的第一個國家級基金。
“金字塔”式資助模式
NSR:資助面太廣會不會導致真正重要的項目得不到應有強度的支持?
楊衛:事實上,自然科學基金的分配方式是一種“金字塔”結構。基礎科學研究本身是一種相對自由的探索,重大科研成果通常需要初期的培育和篩選,因此,NSFC有責任和義務為年輕科學家的成長提供廣泛的機會,這樣的資助項目相對較多處于“金字塔”底部。當然,也有基金支持力度比較大的項目,如“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這類資助項目相對較少,就比較接近“金字塔”的頂端。一個有意思的數據是,1994年自然科學基金設立“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對申請者的年齡限制為45周歲以下。截至目前,122位60歲以下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有105位獲得過此項支持。
總體來說,處在不同年齡段和科研職業發展不同階段的人才,有著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資助需求。對于科研事業剛剛起步、正在學術界苦尋立足之地的年輕學者,NSFC希望為其提供支持,幫助他們克服眼前的困難;對于科研事業已經成功“起飛”的學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可以加快其進步的步伐;對于以重大科學問題為研究目標,并且具有實現突破性進展潛力的學者,NSFC會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幫助他們實現目標。
NSR:在項目經費分配使用規范方面,NSFC將有何新的舉措?
楊衛:我們計劃引入“間接經費”的概念,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經費劃分為“直接經費”與“間接經費”兩部分,其中直接經費給申請者本人,間接經費控制在總經費的20%左右,包括硬件支持費用、人員支持費用以及申請者的績效薪金等,將隨項目劃撥給申請者依托單位。另外,勞務費所占百分比上限(不包括研究者所在單位發放的固定薪金),將從目前的15%提高到30%,或調整為沒有硬性限制
NSR:中國的科學發展水平有很大的地區差異,NSFC將如何協助改善這一現象?
楊衛:我們為欠發達地區設立有“地區基金”,基金覆蓋地區包括:延邊朝鮮自治州,以及內蒙古、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等10個省或自治區。地區基金資助標準的參照系是單獨劃定的,但資助強度比普通基金要少。我們和西部還有一些聯合基金,由地方政府出一部分錢,基金委出一部分錢。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來說,基礎科研經費的47%來自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貴州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也是這樣。
NSR:許多科研工作者抱怨說,本該用于科研工作的大量時間被迫用來申請基金項目,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楊衛:一方面要提高每份項目的資助額度,近年來,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強度已經有所加強,比如面上項目,已經從4年前的3—40萬提高至現在的80萬。另一方面,為了方便科研工作者準備項目申請書,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申請截止時間規定在每年的3月20日,這樣申請者即可利用春節假期撰寫申請書。
寫項目申請恐怕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都要面對的任務。實際上,寫申請是一個思考、規劃研究工作,培育創新想法的好機會。我想,中國的科研工作者需要申請大量基金項目的原因可能是招收的學生比較多,因此需要的經費也相當大。
完善基金評審制度
NSR:您曾經提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是我國評審環節最為公正的科研資助基金,擁有透明且信得過的評審程序。今后是否還有進步和改善的空間?
楊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審體系是不斷進步和完善的,我們在不斷進行著漸變性改革,從項目申請到評審,我們有一系列的技術措施來保證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
在基金委的基金申請項目的系統數據庫中,每個層級工作人員的權限都是有限的,是設定好的。例如,只有學科處長才可以看到具體的項目申請情況,而且具有挑選評審專家的權利,而我以及每個學部主任則沒有這個權利。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形成權利制約,防止信息泄露。
基金的評審過程也有了一些變化。我剛剛參加了生命科學領域的項目評審會議,評審專家有1/3來自海外,而且所有專家均匿名,只用1、2、3等編號標示。在項目答辯現場,申請人也不再強調自己的文章發在哪個雜志,影響因子有多高,更注重闡明申請項目的原創性和重要性。我相信評審會議已經做到了真正的嚴格的同行評審。
NSR: 評審過程中如何遵循“利益回避”原則?
楊衛: “利益回避”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過程的基本原則之一,例如,評審專家不能評審來源于本單位的項目申請書,并且在現場討論時需要嚴格回避。有時候,我們可能無法完全避免對熟悉的申請者的偏見,但這可能也是世界范圍內基金評審體系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們希望評審專家能夠高度自律,使得評審過程盡量嚴格、公平。
NSR:NSF除了通訊意見以外還會有專門的委員會總結各種評審觀點,寫成總結式反饋意見,NSFC是否會做這樣的工作,來幫助項目申請者認識到自身的優勢和不足
楊衛:通常情況下,我們會將評審專家的意見發給申請者,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條件像NSF和NIH那樣,給每個項目一個總結形式的反饋意見,現在基金委每年收到的項目申請書超過15萬份,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去這樣做,畢竟NSFC的工作人員只有NSF的十分之一。
對學術不端零容忍
NSR:學術不端行為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很受關注,對此您怎么看?
楊衛:我認為,每個國家在科技發展過程中可能都要經歷一個學術不端行為的高發期,隨著規范和制度的逐漸成熟、完善,學術不端行為也許會逐漸減少。
在以科研產出為唯一評價指標的情況下,許多高校教師將工作重心由教學轉移到科研,并且參與到國際科研競爭中,壓力很大,導致很多偽造數據現象的出現,讓人無法容忍。
不過,從基金委近幾年處理的學術不端案例來看,情況是在慢慢好轉的。申請項目數及申請人數快速增長,但是學術不端的案例數目基本沒有變化,從這個角度來講,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率是呈下降趨勢的。
NSR: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審批過程中發現的學術不端行為主要有哪些類型?
楊衛:主要分為5大類,第一類是偽造申請人信息,夸大申請人的學術成績;第二類是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第三類是泄露評審信息;第四類是有針對性的選擇評審人員,故意選擇那些打分相對較高的評委;最后一種情況是完成基金項目后在結題報告中有造假部分。
NSR:針對這些學術不端行為,NSFC有什么監督和懲罰措施?
楊衛:基金委的“核心機密”是項目申請內容和評委信息。如果工作人員泄露此類信息將遭到解雇,之前我們已經因為這個原因開除過一名工作人員。
另外,我們會對每年新增的項目申請書進行相似度檢查,與基金委數據庫中的幾十萬項目申請信息進行比對,對于重復度高的申請,我們將認定為無效申請。
除了以上措施,基金委還有兩個專門的監督調查部門。其中一個是外部監督審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收到的學術不端行為投訴,并將調查結果反饋給NSFC。另外,基金委內部也設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學術不端行為的認定及處理。
NSFC會視學術不端行為的嚴重程度,對申請人進行內部通報、公開通報處理,最嚴重者將在7年內禁止申報任何NSFC的項目。目前,每年處理的學術不端案例大概有20個,沒有增加的趨勢。
深入國際合作
NSR:科學研究越來越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對此,NSFC有什么新舉措?
楊衛:我們與NSF保持長期合作,最近幾年與NIH的合作尤為緊密。基金委的國際合作預算在不斷上升,用于進一步支持雙方實質性合作。
NSFC與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下簡稱“DFG”)的合作也已比較成熟,座落在NSFC附近的中德科學中心,是由NSFC與DFG在2000年共同建立的科研資助機構,該中心的目標是資助中德兩國在自然科學、管理科學和工程科學等領域的科研合作項目。雙方為中德科學中心各提供50%的經費,許多合作項目已經獲得了資助,并且卓有成效。
NSR:科學出版物的開放獲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并且頗受關注,NSFC將怎樣與其他國家的基金資助機構共同推進這一進程?
楊衛:去年,NSF的(執行)主任Cora B. Marrett提議成立一個全球研究委員會(Global Research Council,下簡稱“GRC”),由全球的40家基金資助機構組成,NSFC是成員之一。GRC每年會就科研領域國際合作等議題展開討論,2013年和2014年的會議主題都關于科學出版物的開放獲取。
在2012年的會議上,NSF的前任主任Subra Suresh提出,所有由基金會資助的科研項目所發表論文應該在一年之后實現開放獲取。這樣說是有理由的。有數據表明,在Science和Nature上發表的98%的論文相關研究工作,由世界范圍內的12家主要的基金資助機構支持。如果GRC能夠代表學者要求出版商必須實行開放獲取的話,效果應該比科研人員自身呼吁要明顯得多。
培育創新型人才
NSR: 目前,大部分中國最好的自然科學領域博士研究生都去國外做博士后,在國外度過他們最富創新力和最容易出成果的時期。您認為這是中國科技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嗎?
楊衛:我曾經有一個理論,認為人才的積累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是人才“流通”(circulation)階段。在這一階段,許多年輕人從科研水平不太發達的亞洲國家去西方發達國家留學,他們中有些人選擇繼續留在西方,另一些人則選擇回到他們的祖國,開展科學教育和科學研究,逐步引出了人才積累的第二個階段——人才“互動”(interaction)階段,日本和韓國的人才積累情況已經到了這一階段。人才出現了雙向流動的趨勢,而且很多科研人員會選擇留在自己的國家發展事業。日本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中國臺灣的很多學生也不再盲目熱衷出國留學了。我想中國大陸正處在人才“流通”階段,國家需要用比較大的資源投入來吸引優秀人才,隨著國內科研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們將會進入第二階段。
NSR:您認為要經過多久,中國的科研水平和教育水平才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楊衛:這應該是取決于中國優秀人才的成長和積累速度。以國內一流大學為例,我覺得需要三代的更迭(或者在本世紀內)才能趕上國外的發展水平。
NSR:您在任期內,希望人們記住什么?
楊衛:現在NSFC的口號是成為科學家之友(FRIEND)。FRIEND即為Fair、Rewarding、International、Efficient、Numerous、Diversified五個詞的首字母縮寫。 “Fair”,很好理解,就是公平;“Rewarding”,指資助、支持科研人員的職業發展;International,是希望NSFC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和策略;“Efficient”,表示基金委工作人員要高效工作;“Numerous”,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對象眾多;“Diversified”,指NSFC要支持多樣化的自由科研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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