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大放：1977年的那場雪

鐘大放，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教授，上海藥物代謝研究中心主任，沈陽藥學院1977級學生。

　　高考前

　　我們這一代人，故事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每個人的經歷肯定不同。

　　高考前，我只讀了5年書就失學了——小學兩年半，中學兩年半。

　　1968年上中學，學校原來叫本溪一中，是本溪市重點中學，當時改成了一個很時髦的名字叫東方紅中學。但我們入學時，教學樓連一塊玻璃都沒有，教室沒有桌椅，我們就用磚頭和黃土砌了臺子，每天從家里自帶小板凳上學。開始沒有正式的課，就是讀《毛主席語錄》。到下半年才有課本，但也不叫語文和數學——發了《毛澤東思想育英雄》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就是那會兒的中學語文課本；有關數學的有3本：測量、畫線和生產隊會計。

　　1972年冬天，我們中學畢業了，班上絕大部分同學下鄉，而且都去得很遠。我才15歲半，沒有下鄉，家里待業了一年多。

　　到了1974年3月份，我進了 “本溪市無線電十廠”，工廠主要生產螺絲釘和螺絲帽，在這家工廠我干了四年零一個月。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當年在生產線上形成的勞動態度，這也是人生的一種財富吧。

　　高考

　　1977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報》發了一個通知，宣布一個月后恢復高考。

　　通知公布后，復習只有1個月的時間，我們那棟有著八九十戶人家的大樓，居然找不到一本“文革”前的高中教材，只有遼寧省教委發的一個不到200頁的復習大綱。那時，我已經是廠里一個班的班長，還連續3年被評為局先進工作者。為了應付考試，我請了10天假復習。很多年沒有認真看書，復習起來還挺辛苦的。

　　當時社會上廣泛信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重理輕文”思想，受此影響，我報了北大物理系和遼寧大學數學系等。

　　當時每個省單獨出題，考4門，政治、語文、數學和理化（物理和化學）。記得考試的那天下起了大雪，我握筆的手都麻了。考完試的當天晚上我還要回工廠上夜班。

　　雖然不公布分數，但是我覺得自己考得還可以。快到春節的時候，錄取通知書陸續派發了，但我沒有收到。

　　春節還沒過完，我父親領著我去找了省教委。當時有位教委副主任在值班，他告訴我們，原來我雖然考了市里的前2名，但那一年錄取的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這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標準，我因為腿部有輕微的殘疾，體檢結果雖然符合大部分專業的標準，但錄取時還是給刷下來了。

　　中學班主任聽到這事，建議我向中央反映一下，于是我就寫了封信連同工廠發的獎狀一起寄到了鄧小平的辦公室。

　　1978年3月，大學開學后還有一次補錄的機會。我父親帶著我去了大連附近的一個城市參加補錄，最后被沈陽藥科大學抗生素制造專業錄取。

　　求學路

　　因為是補錄的，我入學比其他同學遲。我們同屆的同學中有中學化學教師、有市教育局局長，年齡方面相差12歲。

　　因為這是1966年后的第一次高考，能夠考上大學大家都很珍惜，每個學生學習都很用功。大學畢業后，我繼續留校攻讀藥物分析學碩士。

　　1984年研究生畢業后，我留校工作了半年。當時國家公派學生留學，沈藥有4個去歐洲國家留學的名額。通過考試，我被選中了。1985年9月到1986年7月，我在上海同濟大學留學德國預備部進行艱苦的德語和一些專業基礎培訓。

　　1986年9月留德預備部100多號人正式登上了飛往德國法蘭克福的班機。

　　出去之前，我們對國外了解得非常少，只知道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到了德國才發現，原來我們跟西方差距非常遠。就拿大學宿舍來講，德國的大學都是每人一間房間，但國內大學則是6個人一間。從專業上看，其實中國的大學和碩士教育，專業教育都比較缺乏，雜亂的課太多。但德國不是，他們藥學本科是5年制，4年上課，1年實習，專業基礎要求很扎實。據學位對等評價機構評價，中國的藥學本科相當于德國藥學的大學二年級水平，中國的藥學碩士只相當于德國的藥學本科畢業生。

　　我在波恩大學讀的是藥物化學博士。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在國內做的一些計算機輔助藥物分析的課題還是比較先進的，但在藥學方面的基礎還是不夠，所以我感覺真正的藥學專業培訓是從留學開始的。

　　曲折歸國

　　本來我是計劃在1989年拿到博士學位后就回國的，但適逢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這直接改變了一些留學生的人生軌跡，也包括我。

　　1989年5、6月份，德國媒體的頭條都是關于中國的負面報道，看到國內復雜的情況，我們也暫時放棄了回國的打算。我在法蘭克福聯系到一個研究所博士后的位置，工作了4年多后，1994年才回國。

　　1992年鄧小平南巡，美國《時代》周刊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并認為中國將發生重大轉向。后來《人民日報》海外版也進行了報道，我們在德國看到這些報道后，感覺到國內又重新回到改革開放的軌道上去了。

　　當時中國的人均GDP與德國相差50倍，就是說，一個人在德國一年的收入，可以在國內花50年。當時我們這一代人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但對人生追求比較高，都有些理想，不滿足于謀生，我認為，與其在德國老是被人瞧不起，不如回到國內尋求更能發揮作用的工作，于是聯系了沈藥。1994年7月初，我回到了祖國，回到了沈藥。

　　成果超出預期

　　搞藥物分析，儀器非常重要，剛回來那一年很困難，我雖然組建了藥物代謝與藥物動力學實驗室，但是地方太小，條件很差，而且什么儀器都沒有。但在我不斷努力和各方支持下，條件有了巨大的改善。到2005年我調離沈藥時，給實驗室留下了近800萬元的儀器設備。現在上海的實驗室，儀器價值超過1千萬元，比我在德國工作的實驗室條件還要好。回國以來，我發表了100多篇SCI論文，培養了20多名博士、40多名碩士，他們其中已經有5人評上了教授，這些已經超出了我回國時的預期。

　　現在我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夠健康做到退休，到時我所在的上海藥物代謝研究中心能夠成為世界上這個領域一流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