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求是》撰文：科技為人文立實，人文為科技立心

科技與人文：大道同源丘成桐清華大學講席教授、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主任、求真書院院長

　　世人談及科技與人文，多將二者割裂視之，常以為科技立足理性、講求工具、探尋自然規律；人文觀照心靈、堅守價值、承載人世情懷。二者一求真、一求善，看似各成體系、涇渭分明，實則不然。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貫之。”今天的學問雖越分越細，然究其根本，科技與人文從來都是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為人文立實，人文為科技立心，終歸是貫通一體的大道。

　　情動于中，始有創造

　　常有學生問我：做數學，何以時常論及詩詞歌賦、文史典籍？我的體會是：做學問，扎實的專業功底是立身之本，但不論是頂尖的科研突破，還是傳世的人文創作，真正可貴的創造力，皆源于豐盈真摯的情志與開闊豁達的胸襟。

　　回望中華千年文脈，屈原賦《離騷》，司馬遷著《史記》，陶淵明詠田園，李白、杜甫抒寫胸臆，蘇軾描摹人世滄桑，無一不是真情流露、氣韻磅礴。何以故？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司馬遷亦言“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能夠傳世不朽的經典，皆有至大至剛、至柔至遠的風骨，藏天地家國之情懷，載人生沉浮之體悟！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儒家經書奉為文之上品，貴在載道明理。我以為，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關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萬物運化的自然科學之道。正因為文理本是一道、大道同源，自古希臘先賢到近現代科學大家，但凡成就卓著的學者，文筆多優美雅潔。他們并非刻意雕琢文辭，只因大道存于心、文理融于骨，悟道則文自正、理自明。

　　解決大問題時，科學家的主觀情感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這是探尋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動力。面對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們傾盡心力追尋真相，真切感受科學定律如此簡潔、有力，由衷驚嘆自然結構的無比美妙。“茍真理之可知，雖九死其猶未悔。”這份矢志不渝的赤誠，與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堅守正道、作《正氣歌》以明志的浩然風骨一脈相承。

　　文理相通，其道一也

　　我曾多次提出，數學家做一流的學問，完全可以借鑒古典文學“賦、比、興”的創作手法。這不是文學修辭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實印證。近現代數學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維路徑、創新邏輯，和文學家高度相近。我始終堅信，好的數學家、科研學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養。當我們心懷人文底蘊，便能從百態人生、自然萬象中汲取靈感、啟迪思辨，不斷打磨、完善數理理論體系，實現科學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補補，便只能做跟隨性的工作，做不出開創性的學問。

　　無論是科學突破或是人文創作，從來不靠機械堆砌與刻板復刻，要旨皆在于聯想、類比、想象等創造性思維。科學家從若干看似無關的自然現象中找出聯系，構造出一個統一的理論；詩人立足萬千人間意象，構筑鮮活的藝術世界。二者都是從紛繁表象中探尋本質規律。沒有這份創造性思維，科技難有突破，人文難出新意。中華文脈綿延千載，屈原、司馬遷、李白、蘇軾、曹雪芹等先賢留下的經典典籍，是滋養心性、啟迪智慧的寶貴財富。無論是深耕數理科技還是研習人文史哲，我們都可從中汲取赤誠情懷、辯證智慧與開闊格局，以人文底蘊托舉科技創新，以科學理性厚植人文根基。

　　求真逐美，殊途歸一

　　世人多認為科技務實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風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懷。然而，科學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學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領域迥異、路徑不同，但內心深處始終堅守著同一份追求——對極致完美的不懈探尋，求真逐美，殊途歸一。

　　一套成熟自洽的數理理論，其邏輯之嚴密、架構之精巧、體系之完備，不遜于一部文學經典。韋伊以代數幾何拓展數論邊界，朗蘭茲用自守形式搭建數論的大統一綱領，我與同仁發展幾何分析，皆是為自然萬物之真，探尋最完美、最自洽的闡釋框架。這份對極致完美的執著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釋，而是源于本心深處對真與美的篤定信仰。

　　很多時候，數學家會用數千頁的抽象理論，將一些模糊不清的具體現象用極度抽象的方法去統一、描述、解釋。這正是數學追求極致完美的生動體現。比如，上世紀70年代，物理學家提出超對稱理論，預測所有粒子都有超對稱的對偶粒子，即便目前尚未在實驗室見到超對稱現象，卻持續推動數理領域諸多突破性研究。

　　物理學家外爾說過一句話：“假如理論和見到的現象界有沖突，而這個理論漂亮而簡潔的時候，我寧愿相信理論本身。”規范場論的蓬勃發展，正根植于這份對科學之美的信仰。狄拉克完成相對論量子力學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這套方程“優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質，有些性質連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這正是科學創新的奇妙之處：我們用以探尋真理的工具，終會帶著我們突破認知邊界，走向更遠的未知。

　　文學家也一樣。曹雪芹著《紅樓夢》，“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他將半生閱歷與人世滄桑，熔鑄成一個完整鮮活的藝術世界。這部虛構的文學作品，對人性與社會的刻畫，遠比諸多寫實記錄更為深刻動人。后世無數文人嘗試續寫，終究無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純的人文情懷和貫通全局、追求極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構天地萬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內，以情懷觀照人間百態、堅守人世至美。科學家和文學家，一個面對自然，一個面對人世，但內心深處對完美的向往始終不變：求真務實，止于至善。2023年，我牽頭創辦國際基礎科學大會，至今已歷四屆。大會標識下有一行字就是“求真務實，止于至善”，一來是致敬歷屆獲獎學者潛心治學的堅守，二來也是我這一輩子治學育人深信不疑的人生目標。大會聚焦基礎數學、物理、信息科學和工程三大領域，注重基礎科學與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倡議海內外學者敞開胸襟、協同合作，立足長遠謀劃學科布局。大會設立基礎科學獎章和前沿科學獎，便是期許一眾科研同道，在探索宇宙深奧規律的漫漫長路上，守住求真逐美的本心。

　　博雅明史，涵養治學

　　我們何以培育這份貫通文理的創造性思維，涵養求真逐美的治學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脈浸潤，藏于歷史傳承。我常對學生說，做學問不分文理，首要貴在真心、真情。當一個年輕人對自己要學習的學問有濃厚的感情后，治學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穩致遠。而這份純粹的熱愛與堅守的定力，離不開長期的人文熏陶與博雅滋養。

　　我這一生，獲益于人文熏陶良多。10歲時，父親便教導我誦讀詩詞、研讀史籍、體悟古今哲學。他寫的《西洋哲學史》，曾引《文心雕龍》名句：“標心于萬古之上，而送懷于千載之下”。這句話至今仍激勵我，治學當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學，不困一時得失，不囿一隅之見。這種志向，這種胸懷，是我做學問的根基。我現在每周都堅持為學生講授數學史課程。為什么要講歷史？因為史為明鏡，它不單指出前賢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也將千年來祖先留下的情感傳給我們。不讀歷史，不知來處；不知來處，便不知去處。數學史尤其如此——它讓你看到一個個偉大思想是如何誕生的，讓你感受到那些數學家當年的喜悅與挫折。這種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動人心。

　　時至今日，中國的理論科學家在原創性上較世界頂尖水準仍有差距。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科學家在人文方面的修養尚欠深厚，對自然之真與美，體認未足，感發未深。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這種感情對科學家和文學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諸多先賢之作，比之世界文學之巔，亦不遑多讓！

　　如今人工智能蓬勃興起，成為新時代科技發展的核心力量，也讓文理辯證統一的價值愈發凸顯。人工智能依托數理邏輯、大數據算力重塑科研范式，是人類工具理性的極致延伸，但技術迭代越快，我們越不能丟掉人文初心、價值判斷與審美格局。脫離人文引領的科技是盲目的，缺少科學支撐的人文是空洞的。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科研與社會的今天，堅守文理相融、真美合一的理念，尤為緊要。

　　我期許新時代青年學子，懷質樸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賢文脈而不盲從固守，既能深耕數理、探自然真趣、攻堅原創難題，亦能浸潤人文、養浩然胸襟、堅守治學初心。以人文涵養格局，以科學開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尋大道、成就自我。

　　（原標題：清華大學求真書院院長丘成桐：科技為人文立實，人文為科技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