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每食用10條鯽魚，有7條出自他的團隊

　　他是魚類遺傳育種學家，40年專注研究“一條魚”，讓味美價廉的鯽魚躍上千家萬戶的餐桌。

　　他是享譽國際的“魚院士”，和同行科學家一道鼓與呼，改變社會偏見，促進世界推廣中國的“藍色轉型”經驗。

　　他是科普達人，在他的倡導和帶動下，一批各領域科學家熱情參與科普，拉近了自然科學和大眾的距離。

　　春節期間，《中國科學報》記者走進了武漢東湖畔的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水生所）桂建芳院士的辦公室。室外雖是寒風瑟瑟，室內卻是一派生機勃勃：門口一個碩大的玻璃缸里，一群銀鯽正在追逐嬉戲；辦公沙發旁另一個略小的魚缸里，幾對光燦燦的金魚正在撒歡兒。

　　“金色的叫‘金兔’，白色的叫‘玉兔’，色彩非常純正。”67歲的桂建芳說起魚就來了興致。他向記者介紹，不久前，他的團隊成員把龍睛性狀和白化性狀精準轉移到當下流行的適合側視觀賞的百褶裙獅子頭金魚中，三者相互結合，研發出了十多個金魚新品系，讓金魚更具觀賞性和市場價值。

　　桂建芳說，他做科普也是從自己最熟悉的研究對象——“魚”開始。

　　扭轉外國人對中國水產養殖的偏見

　　中國是水產養殖第一大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社會普遍認為水產養殖一定會污染水質、破壞水體，帶來各種生態問題。桂建芳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他介紹，在中國，水產養殖歷史悠久，一直是人們獲取生存物質的重要形式。考古學家曾在河南一個8000年前的遺址中發現了魚骨頭，經檢測，這是養殖的魚遺存下來的。“這說明在8000多年前，中國就有水產養殖。”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20多年里，我國水產養殖的確出現了一些污染問題。比如利益驅動下，不少地方一味追求高產，大量投肥養殖。那時候的流行說法是“三個屁股養殖”，即依賴向水中投放雞糞、豬糞、牛糞增肥的養殖。這導致很多地方水質富營養化，帶來了比較明顯的污染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后，這一情況發生了根本轉變。”桂建芳分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生態優先”“兩山論”等重要生態文明理論，整個國家把生態文明擺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并由此帶動包括水產養殖在內的中國傳統產業轉型。經過對眾多地區的考察和調研，桂建芳團隊發現，今天我國的水產養殖與以往已大不相同。

　　一方面，現在走進很多標準漁場，人們看到的已經不是臟亂差的環境，聞到的也不是臭烘烘的味道——很多漁場都按規定拿出大約10%的面積，構建人工濕地，采用植物吸收過濾進行生物凈化，達標后再循環利用或予以排放，避免造成污染。工廠化、設施化養殖，與過去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在包括湖北潛江在內的很多地方，農民開展大面積漁稻綜合種養。為了保證農田中的水產品安全，稻田不施或少施化肥、不打農藥，開展綠色無公害種植、養殖。這種做法在大幅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土壤污染，對生態修復大為有利。

　　過去一些地方官員認為，水產養殖會破壞水體，把水產養殖等同于污染，還有的地方出現對水產養殖業“一刀切”的傾向。對此，桂建芳不厭其煩地對其進行科普——水產養殖不造成污染。科學養殖不僅不會破壞水體，還有凈化水質的作用；不僅能保護生態環境，還能給百姓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比如千島湖，上世紀90年代也出現了水體污染。經過科學論證，往湖中投入喜食水藻的鰱魚、喜食浮游動物的鳙魚，起到了凈化水質的效果，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典型案例。”桂建芳說。

　　1995年，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出版了《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作者在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加和消費結構的變化，中國在新世紀到來時將面臨巨大的糧食缺口，屆時中國將無法養活自己，世界也養活不了中國。此書出版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政府、學者、媒體的廣泛關注。2008年，他親臨中國時感嘆中國的淡水養殖做得好，認為水產養殖作為最有效率的動物蛋白生產方式，為保障中國和世界的食物安全作了重要貢獻。

　　十幾年時間內，他完成了從“誰來養活中國” 到 “水產養殖業對世界是一個重大貢獻”的思想跨越。今天，中國以糧食“十九連豐”、水產畜牧養殖走向規模化和現代化等事實，為其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現在，中國水產養殖產量約占全世界的60%左右，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了近1/3的動物蛋白來源，是中國人重要的食物來源。桂建芳認為，科學化、現代化、規范化做大做優水產養殖，高度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糧食安全戰略和“大食物觀”。

　　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水產養殖的不了解，桂建芳坐不住了。他認為，應該向國際社會進行一系列科普，告訴他們中國水產養殖的現狀、中國科學家在做什么，以及水產養殖對人類的貢獻。

　　2018年，他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唐啟升等一起，率領100多位中國水產養殖科技工作者歷經3年完成一本英文著作Aquaculture in China:Success Stories and Modern Trends（《中國水產養殖：成功故事與現代趨勢》）。這本700余頁的著作系統講述了中國水產養殖的成功故事，在國際社會引發強烈關注。包括桂建芳在內的中國科學家的國際化科普，扭轉了很多外國人士對中國水產養殖的偏見。

　　桂建芳曾在多個場合呼吁加快漁業“藍色轉型”，即從江河湖海打撈為主到以人工養殖為主的水產品獲取方式轉型。

　　他介紹，1986年《漁業法》確立的“以養為主”方針，推動了中國漁業的藍色轉型，使養殖漁業產量遠超捕撈漁業產量。2021年，養殖產量已超過水產品總量的80%。2022年6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布的2022年《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研究報告提出，要努力實現藍色轉型，通過藍色轉型助力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同時保護自然資源。這意味著中國水產養殖經驗在世界范圍內被倡導和推廣。

　　院士做科普絕不是大材小用

　　過去40多年，桂建芳一直有一個心愿——“讓更多人吃上鮮美的魚”。

　　據湖北省一位漁業市場資深人士分析，30年前，居民每月工資60元就已經算是高收入了，當時市面上的大鯽魚每斤賣8至10元，對于一般家庭來說是奢侈品，而現在市場上鯽魚更大，但依舊是老價格，幾乎所有家庭都能消費得起。這種變化和科學家的艱苦研究密不可分。

　　自1985年，29歲的桂建芳開始專注研究銀鯽，在全國大江、大河、大湖50多個樣點調研，餐風飲露、不辭辛苦，取樣近5000條，用分子標記進行遺傳評價。在包括桂建芳在內的水生所三代科學家的科研攻關下，他們連續培育出異育銀鯽、高體型異育銀鯽、異育銀鯽“中科3號”和異育銀鯽“中科5號”等新品種，大大提高了鯽魚養殖的產量和品質，讓美味的鯽魚躍上百姓桌。

　　目前，在我國鯽魚養殖中，桂建芳團隊培育的“中科3號”和“中科5號”占鯽魚主養區產量的70%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食用的每10條鯽魚中，就有7條出自水生所桂建芳團隊。

　　2013年，桂建芳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5年又當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他是業內公認的魚類細胞工程學術帶頭人。在帶領團隊深入開展科研攻關的同時，他也更加頻繁地參加各類科普活動。

　　“實施十年禁漁，那老百姓吃魚怎么辦？”面對公眾疑問，桂建芳在“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系列邊會上答疑解惑：中國水產養殖能夠保證足夠的食用魚供應，大家保護長江可以從“不吃野生魚，吃好養殖魚”做起。

　　在異育銀鯽“中科3號”新品種培育成功后，桂建芳將其免費贈送給湖北、廣東、江蘇等地的苗種繁殖場，還上門進行苗種繁育技術指導。他每年奔赴全國各地開展養殖技術培訓，2008年以來開展養殖技術培訓超過百場，培訓漁民5000多人次。他還在全國大規模推廣異育銀鯽系列品種，加快了鯽魚產業發展。目前，全國鯽魚產量已從1983年的4.8萬噸增至2020年的274.9萬噸。

　　“桂爺爺，我爸爸很喜歡釣魚，每次都會釣到很多鯽魚，請問這對鯽魚有什么不好的影響嗎？”面對五年級小學生的提問，桂建芳耐心地回答：“一條雌鯽魚一年可以產1萬到2萬顆卵。只要不過度、不在鯽魚繁殖季節4至5月份垂釣，在漁政部門許可的地方垂釣，對鯽魚的生存和繁衍影響不大。”

　　2021年4月，桂建芳應武漢市有關部門邀請，在武漢市解放公園成立了我國首個“院士自然科普工作室”，用自己的影響力，吸引更多科學家一起給公眾做自然科學普及，講魚類、講濕地、講生態保護，也講花鳥草蟲、講怎么吃更有營養……門類眾多，廣受歡迎。

　　有人認為，院士做科普特別是給小學生做科普是“大材小用”“不值當”。桂建芳認為事實恰恰相反。

　　“評上了院士，影響更大了，說的話更多人愿意聽了，做科普也有了更大優勢。”桂建芳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院士往往被認為更權威、懂得的東西更多、媒體和社會的關注更多。越是這樣，院士越應該憑借這種影響力，澄清謬誤、反對偽科學，傳播真正的科學技術，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讓更多人相信科學、使用科學、熱愛科學。”

　　即便是院士，做好科普也不容易

　　“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近年來，黨和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科普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科學家參與科普積極性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對此，桂建芳認為，關鍵是要培養科學家的科普熱情，讓更多科學家看到做科普的樂趣。

　　因為經常到各地做水產養殖方面的技術推廣、科學普及，聽眾眾多，桂建芳不經意間促成了很多人創業。“這兩年就遇到好幾位年輕人專門找到我表達感謝，而我并不認識他們。后來才知道，他們都是我到各地做科普時的聽眾。影響一些官員優化產業政策，促進一些年輕人找準職業方向，激發一些青少年產生科學探索興趣，這本身就是一種收獲，會有一種科普的成就感。”

　　對于一些科研人員關于“加大激勵，在考核上將科普成績折抵科研論文”的呼聲，桂建芳不太認同。他認為，從本質上講，科普應該是一種愛好，需要一種內在的熱情，不能太過功利。同時，他也認為，不論是院士、教授、研究員，還是其他科研工作者，每個人的研究領域不同、個人性格不同、社會活動能力不同，參與科普的程度也會有所差異。鼓勵科學家做科普，并不等于要求所有科學家都整齊劃一地完成科普任務。

　　“即便是院士，做好科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桂建芳的電腦里密密麻麻排列著各種科普PPT，有的主題相同內容卻大不相同，因為“必須根據科普對象的不同，進行有針對性的修改”。

　　多年來，桂建芳一直堅持自己動手，不斷修改完善PPT，用于不同科普對象。比如同樣講藍色轉型，給專家講，題目為《藍色轉型加速水產遺傳育種與水產種業的競爭和發展》；給小學生講，就必須從濕地內的花鳥魚蟲開始講起。

　　說起科普“技巧”，桂建芳有很多心得。在此前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他概括為這樣一段話——

　　要講得讓人家感興趣、愿意聽，就需要見什么人說什么話。要研究如何說話更吸引人，還需要察言觀色、隨機應變，及時把聽眾的注意力拉回來；如果發現聽的人都在玩手機，那就完蛋了。